脱贫一直是人类的大课题，如何脱离马尔萨斯的“贫穷陷阱”更是经济发展或成长学科的大哉问。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地方的经济成长有着辉煌成就，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经济成长成为一门显学。先是探讨“经济如何起飞？”接着探索“如何持续成长？”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好几次颁给经济发展学者和经济成长学者。
经济成长是脱贫动力
在经济起飞的研究上，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路易斯（A.Lewis,1915~91）认为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必须高达12%以上，才能到达经济起飞的程度，而已故的蒋硕杰院士更以严谨的数理分析得到经济起飞的条件，亦即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储蓄占总所得比例）必须大于（资本占总所得比例）和人口成长率的乘积，他也以实际资料得到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1963年。经济一旦通过起飞点就得以“自力成长”，好比飞机一旦起飞之后就能在空中自在飞翔。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模式也得到世人的肯定并被模仿，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和出口导向政策”可作为简单的涵括。
在经济成长理论上，最有名的当属“新古典成长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梭罗（R.M.Solow）。不过，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1984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研究都有违，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成长模式和政府政策应当如何？
当1980年代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都不约而同放弃共产体制、朝向自由经济之路发展，且在经济成长上取得重大成果后，所谓的新兴国家就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甚至于成长的成就凌驾先进国家，于是发展模式或成长模式应当如何，成为热门课题，而“休克或震荡疗法”与渐进开放孰优的论辩，以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更是方兴未艾，其中，“制度变革”是主角，如何平稳过渡和如何“永续发展”一直是热门话题。政府角色的扮演和政府政策应该如何更是中心课题。中国经济成长模式是被探讨的热门案例，但经过一段期间的快速成长后，中国经济却早已面临崩溃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会像苏联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一样的昙花一现而急速陨落呢？
最近写作《亚当‧史密斯》一书，重温并广泛阅读一些文献，而后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后，竟然返还“简单”、“明确”的结论：“千规律、万规律，只有市场规律这一条”，而“善用资源、惜用资源”、“和谐分工合作”，让“天生我才必有用”发挥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尽职尽责，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续发展”所呈现的“代代相传”、“明天会更好”也就得以实现。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则是探索财富(wealth)的本质，以及如何促进财富的增长，是典型的探讨“经济成长”课题。我们实在有必要回归亚当‧史密斯，好好返本归真向史密斯挖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