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以强制政治犯和刑事犯从事奴役劳动为特色的劳改农场遍及全中国，臭名昭著的有东北兴凯湖农场、北京清河农场、青海劳改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长寿湖劳改农场等，但在整个中国的古拉格系统中，夹边沟这个中国戈壁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只存在了短短七年，而且规模也不大，只算是个小型农场，但引起的关注最大。迄今已有许多作家和研究者为这个农场发表了专著，相继有甘肃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夹边沟死难者后人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丈夫死于夹边沟的女右派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甘肃定西县作家王吉泰的《大祭灵》、前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同义的报告文学《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2010年的《南都周刊》的特别报导《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凤凰卫视的夹边沟专题报导，此外尚有王兵的记录片《和凤鸣》，以及剧情片《夹边沟》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最近又在香港首映了她长达408分钟（近7小时）的五集记录片《夹边沟祭事》，将夹边沟劳改农场真相的挖掘和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为什么毛泽东的劳改农场中，夹边沟最恶名昭著？
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夹边沟劳改农场集中代表了毛泽东的两大历史罪恶——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及大跃进失败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夹边沟劳改农场三千多犯人，绝大多数是右派份子，当时甘肃的知识精英和党内干部被打成右派的大都集中在这里，其次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所占比例很小，前两者都是政治犯。夹边沟可以说是关押右派分子的集中营。
第二，这个右派分子集中营在大饥荒的结局最惨烈，饿死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也最具有代表中国古拉格的符号象征，用艾晓明的话来说，夹边沟就是中国极权主义制度制造的灭绝灾难的一个缩影。
当年全国大饥荒，甘肃是重灾区，夹边沟所在的张掖地区人口两百万，就有多达五十万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当中国农村饿殍遍野的惨状已无法隐瞒时，中央被迫出面善后，第一解决的是河南信阳事件，第二就是所谓甘肃通渭事件，第三也是甘肃的中宁事件。可想而知甘肃饥荒之严重。而偏远荒凉、自然生态极端恶劣的夹边沟农场更是重灾区中的更重灾区，作为政治贱民的右派分子，他们面对饥荒的灾难更加无力和脆弱。夹边沟这片荒漠的土地生产本来只能养活几百人，但当局却在此流放了三千多政治犯，强迫他们在饥饿的状态下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在全国的大饥荒还没开始的时候，死亡已开始笼罩着夹边沟这个奴工营。到甘肃大饥荒达到最高峰的时刻，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竟然被抛弃到一片荒野中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夹边沟三千多右派分子最后只有约五百人活着离开这个死亡集中营，其余都成了荒野中的冤魂。在艾晓明几十年后到现场拍摄取景时，还可见到“白骨露于野”。
即或在大饥荒重灾区已够悲惨的当地人眼中，夹边沟也是一个比他们遭遇更可怕的悲惨世界。当地人一直传闻夹边沟的人已死绝了，他们不相信能有五百人从这个地狱中活着出来，认为这是一个假报的或被人为高估的数字。这个怀疑是可理解的，因为夹边沟总共有多少右派分子，最后死了多少，活了多少，至今仍是被掩盖的国家机密，上述所有作家和调查者都无法查到准确的数字。在1960年的冬季，中央监察部长钱瑛到张掖视察灾情时，途中无意发现荒野沟壑中堆积着数百具无人掩埋的饿殍尸体，才解救了最后的幸存者。幸存者说，若非钱瑛无意发现和解救，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真的可能会全部死绝。
在香港的首映式上，参加《夹边沟祭事》拍摄的北京老右派任众披露说，最后逃得一命的右派，他们能活着走出夹边沟，除了顽强的生存意志，不择手段如野兽般地寻找食物，许多人是靠吃饿死的难友才能活下来。片中，有两位幸存者谈到了人吃人。其中一位说，夹边沟饿死的人骨瘦如柴，全身没有一点肉和脂肪，要吃只能挖出他们的内脏来吃。
片子无法以视像还原当时惨绝人寰的可怕场景，但听任众此说，马上想到看过的一部美国记录片，美军解放德国纳粹集中营时，那些两眼空洞已成一具具人形骷髅的囚徒，以及一车车被当作垃圾一样被铲走掩埋的干尸。
当然夹边沟绝非中国古拉格中最惨烈的唯一个案。四川独立记录片制作人谢贻卉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披露的另一个儿童奴工集中营也相当令人触目惊心。位于四川大凉山原始森林边缘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五十年代管制劳教了五六千流浪儿童及问题少年，最小的仅9岁，最后有2600少年饿死于这场大饥荒。相信类似于夹边沟和大堡小劳教这样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在毛泽东时代应该还有不少，尚待后人去发掘出来。
对毛泽东的暴政，中共当局至今一直力图掩盖和修饰，以至今天的许多中国年轻人对一个发生在其父辈身上，高达三千多万人死亡的人为大饥荒竟然一无所所知。
在艾晓明的《夹边沟祭事》中有这样的一幕。一位老人在大饥荒中有两个家人饿死，他的孙儿不相信有这回事，对祖父说：现在的人节食减肥都困难，哪能没有东西吃？还说如果政府不给吃，为何那么老实不反抗。看得正悲戚不已的观众当场忍不住爆发笑声。
曾经历共产极权黑暗时代的捷克作家克里玛（Ivan Klima）说，我们应该以对抗遗忘来对抗死亡。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对于我们有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历史拷问。我们要不要对抗遗忘？要不要去唤起那些被强权封存的黑暗历史记忆？要不要去挖掘那些可怕的真相？能不能让中国的奥斯维辛就像夹边沟的冤魂白骨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们选择逃避和遗忘，冤死者得不到历史的正义，群体灭绝罪的凶手无法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无法厘清历史，中国将永远无法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以至于如资中筠教授所说，一百年过去，中国几经变迁，但依然老样，“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对抗遗忘，第一是要将掩盖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就是要抢救历史。第二就是要用某种形式将这个历史真相呈现于公众，让被蒙蔽的人，尤其是未经历这些历史的年轻一代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发生了哪些可怕的悲剧。第一点来说，上述的作家、学者、电影工作者，以及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都做了很好的工作。而第二点，因看了《夹边沟祭事》让我思考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是事实，但还是有人不是不知道事实，但仍然原谅大饥荒的元凶毛泽东。这是为什么？因为人对于某件事某个人持何种立场，不仅是靠事实的认知，还要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如果一个人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再多再坚实的真相都无法改变他的立场。但有的则是因为感情的包袱。多年前，我曾访问过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的传统左派，传闻是位共产党员，但他不承认。在访问中他告诉我说，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问他，文革结束后，知道了共产党许多黑暗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做他们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说，这就像爱上一个人，有了感情一样。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获知某个真相后，不是立刻转变立场，首先是情感上受不了，很痛苦，拒绝相信真相，要经历一段感情煎熬的时期，慢慢消化事实真相后，才会逐渐改变原有的认知。但也有人则会因为真相的强烈冲击直接打动了良知而即刻改变原有的立场。
以前我们是用笔来揭露现实和历史的黑暗和丑恶，我本人至今也是如此。但近年来，随着数码传播技术的发展，大陆涌现出一大批独立电影制作人，他们是用镜头，用视像来做我们做的工作，拍摄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真相的好片子，仅这一年来我个人在香港已看了好几部这类记录片，每次都被感动得眼泪稀里哗啦。就大众传播的作用来讲，电影视像比文字更直接，在情感上更易感染到人，因此更易唤起人的同理心（empathy）。
《夹边沟祭事》在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剧场首映，相当成功。事先登记的观众完全爆满，未登记的在外面排着长龙等待候补，使得组织者、工作人员和义工全都得让出自己的座位，但最终仍有20几人无法入场。近七个小时的马拉松放映，没有人显示厌烦，有事不得不中途离场的也以购买《夹边沟祭事》的DVD作为弥补。场外DVD很快全部售罄。场内，观众心情随着片子的情节起伏，看到悲惨处，全场一片唏嘘抽泣的声音，我也频频摘下眼镜拭泪。
《夹边沟祭事》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最大可能地复原了历史的真相，而同时幸存者和罹难者家人面对镜头的回忆，让我们能直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首映之夜，最多的观众是年轻人，不少是讲国语的大陆学生。面对冲击力如此之强的视像，他们内心一定相当震撼。不管他们原来对这一历史真相是如何认知，当他们走出这个剧场时，其认知、观念和情感，一定有相当大的转变。我想这也是《夹边沟祭事》首映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国有几部这样的片子能够公开放映，一定会像原子弹一般，顷刻之间就会彻底瓦解整个毛粉大军。
从大众传播的感染力度来讲，视像应该是优越于文字的。当然这不是说，劣质的视像作品也会好过文字，而且两者各有功能，相互无法完全取代。我只是认为这些独立电影工作者在反抗遗忘的工作中开辟了另一个天地，在向普通民众传播真相中可以起到文字工作无法起到的作用。我想这可能是本来从事文字工作的艾晓明最后拿起摄录机的原因之一吧。
──转自《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