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14日讯】“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趣为最高境地。”这是国画大师潘天寿对国画的总结，也是他一生求索并捍卫的理想。传奇的成才经历、恢弘奇险的水墨风格、坚守传统的教育理念，让他名垂青史，成为20世纪传统国画四大家之一。
他仿佛是艺术道路上踽踽独行的勇士，在西风东渐的思潮中延续传统绘画的传承，开创中国画的大格局。潘天寿的人品亦如画品，不通人情世故却又自得其乐，被家乡人叫作“阿寿”；他自制印章“一味霸悍”，将振兴民族艺术的自信与自尊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他知天命之年，中国大陆山河易主，他的倔强和强悍，却敌不过流氓政权的残害手段。这样一位不世出的艺术天才，若生活在自由宽容的环境，一生的成就将不可限量；他却遭遇文革的滚滚红祸，两三年间在凄惨和屈辱中离世，毕生心血也被污为“黑画”。
以书为师，自学中国传统画
与一般名师出高徒的成才之路不同，潘天寿几乎是凭借个人天赋，自学、自练，探索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绘画之路。在28岁结识“海派大师”吴昌硕之前，他甚至没有一位真正意义的导师。
出身清末浙江海宁的耕读之家，潘天寿的家境并不富裕，从小一边读书一边做农活，其绘画天赋却逐渐萌发。家乡的湖光山色滋养了他对自然美的领悟，心灵手巧的母亲又时常带他做些剪纸人、制灯笼的手工，给予他传统美术的熏陶。
在私塾读书时，潘天寿已能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线装书的人物插画，而且形神兼备广受同学好评。十三四岁时，他来到县城读“小学”，街市文具店出售的古代字帖与画册成了他的心头好。其中，他最珍爱的便是《芥子园画谱》。在无人指导的条件下，他以书为师，寒暑不辍自学中国传统画，并立下终生钻研国画的志向。
五年后，潘天寿在亲友的支持下，步行600里到省城杭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一师）。这座省内最高学府，汇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校长经亨颐重视人格教育和美育，而教授美术的李叔同是著名艺术家和教育家。潘天寿正是在他的绘画课堂上，首次接触专业训练。
李叔同擅长西画，与潘天寿追寻的国画有着根本区别。他总是在课堂上草草应付，甚至用国画方法完成西画作业，平时更把所有精力投注到国画的自学中去。他每天都要作画二三十幅；流连裱画店，观摩名家画作的用色、构图、题款。他这一切“叛逆”的行为，都在李叔同的包容与学校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得到最充分的保护。
在一师五年，潘天寿自行琢磨的作品在草率中透着一股野气，留下《晚山疏钟》《疏林寒鸦》等作品。他更在这里得到人格、学养、艺术的熏陶，奠定一生的艺术教学理念。毕业后，他在坚持练习国画的同时，开启一生传道授业的国画教育事业。
身处乱世，坚守传统艺术
1923年，26岁的潘天寿来到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很快被上海美专聘为教师，讲授中国画技法。有感于当时中国画教育的缺失，潘天寿耗时两年时间，编写著作《中国绘画史》，作为课堂讲义。这本书，为中国艺术院校开创中国绘画史一课。而潘天寿在此后的生活中，也在努力构建传统中国的独立教学体系。
27岁是潘天寿的转折期，他遇到人生中唯一的老师——80岁的画坛宗师吴昌硕。两人一见如故，吴昌硕更赞他的画有风骨、见地，可谓“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潘天寿得吴派画风真传，同时研究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历代名家画作，在恣意狂放的画风中注入沉稳大度的气质。
技艺越精深，承传国画艺术的责任感也越发强烈。1928年，潘天寿任国立杭州艺专的中国画教授，度过抗战前一段安稳时光。然而校长林风眠主张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令中国画教学濒临消亡。潘天寿的国画课堂上，经常只有一个学生在场。他却始终坚信：“国画，数千年来自有特殊之成就，及深远之造诣，为全世界所不能非议。”
抗战期间，潘天寿随学校辗转流亡到昆明，曾写下“烽火连年涕泪多，十分残缺汉山河”等悲愤诗句，并有感于山河破碎而封笔不作山水画。或许是国仇家难激起人们对民族艺术的珍视，新任校长赞同潘天寿捍卫国画的理念，将绘画系重新分科，加强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后来，潘天寿继任校长，锐意整顿校务，令乱世中的国立艺专出现中兴局面。
1945年，潘天寿把艺专带回杭州。这时，学校里又兴起西画与传统国画的争论，刮起一阵“倒潘风潮”，本就厌倦学校俗务的潘天寿便于次年辞职，潜心于笔墨世界的教学与创作。
经过人情冷暖与战火的磨砺，知天命之年的潘天寿逐渐锤炼出稳定画风。他在花鸟与山水画中，善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种奇险形势下的“稳固感”，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他还自制“一味霸悍”“强其骨”印章，表达了希望中国艺术以强悍姿态屹立世界的殷切之心。
遗憾的是，知艺术之命的潘天寿却看不透中国与个人之命运。在中共建政前夕、国民党撤离台湾时，曾有人劝他一同离开大陆。耿直而不通政事的潘天寿直言回绝：“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为什么一定要逃呢？”
富贵不长久，是非一夜颠倒
中共占领大陆，百年红祸愈演愈烈，艺术家的噩梦也真正降临。1949年，国立艺专被中共军管会接管，新任校长兼党组书记甫到任便“抨击”国画。他说国画不能画大画，无法和宣传画相比；也不能画领袖像，不能和油画相比。于是，国画与西画系又一次合并，国画教学愈发萎缩。
艺专在开学仪式之后，潘天寿等一批国画老教授不得不面对无课上的窘境。1950年，民族美术研究室成立，这些闲置的教授便被分派来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其中潘天寿任主任。在研究室七年，潘天寿继续以振兴国画为己任，致力于古画的收藏与研究，其藏品达到全国美术院校之最。
为消除中共对传统国画的偏见，捍卫国画的传承，潘天寿决议挑战前所未有的巨幅水墨画，他时常把大幅宣纸铺在地上，挥毫泼墨，画出《松梅群鸽图》等作品。他还自信地告诉旁人：“一个民族的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
1957年，国立艺专的国画系再次恢复，潘天寿也重新被请回执教，一度走向事业的“顶峰”。之后，国立艺专更名“浙江美术学院”，出任院长的潘天寿更提出中、西画应拉开距离的著名学术观点，采取增加国画系文化课分量、定期举办画展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国画教育。
1961年，潘天寿在全国性的教材会议上，提出中国画系下分人物、山水、花鸟三科的意见，强调基础教学，为学校争取到分科教学试点的机会，对传统艺术的复兴起到重要作用。至文革前夕，该校都是国内外中国画教学的翘楚。
1963年，中国美术馆展出潘天寿创作的91幅水墨大画，其崇高的气象、宏大的格局一举震撼美术界。第二年，潘天寿“衣锦还乡”，回到家乡海宁视察。对于他来说，实现毕生志向，又得“器重”，似乎别无他求了。
岂料就在两年后，是非黑白颠倒。文革的爆发，让德高望重的潘天寿一夜之间变成“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批斗与迫害的厄运接踵而至。
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打响了“打潘战役”，潘天寿成为第一批被批斗的对象。他却坦然以对：“没有做过坏事，所以不用怕。”9月的一个雨天，他被拉上街头揪斗，强迫他自报罪状。潘天寿只说自己在“创新”方面没有做好，而拒绝认罪，当晚回家便高烧不止。
耿直不屈的性格，让潘天寿在劫难中吃尽苦头。他被关进“牛棚”长达3年之久，还被勒令写认罪的思想汇报。1967年初，他被带到嵊县参加批斗大会。1968年，《浙江日报》整版发表污蔑他的文章，引发社会铺天盖地的批判。“革命干将”们也群起而攻，把他的家抄得底朝天，抄没的书画、文稿有六七车之多。他们还把他的作品批为“黑画”肆意践踏，踏上一个个鞋印。
长期的关押批斗、身心折磨，让他的身体迅速垮掉，体重骤减30多斤，出现发烧、浮肿等症状。然而潘天寿始终坚守道德底线，批斗时绝不说一句假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1969年初，红卫兵不顾潘天寿病弱的身体，强行把他押解回家乡海宁，让他跪在雪地上，接受父老乡亲的批斗和羞辱。红卫兵逼他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他立刻回绝：“拿掉反动两字，我是学术权威。”结果，他的脸被涂满墨汁，还被拳打脚踢。
海宁，这座让他萌生绘画梦想的地方，最终成为粉碎他梦想的地狱。在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潘天寿趁看管人员熟睡时，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枚香烟壳，颤抖着写下生命中最后的诗歌：
“千山复万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人老山未老。”
“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回到“牛棚”，他更把诗句写于“思想汇报”中，附上说明“我应当用无话不可对人言的态度写出来，以示真实而无隐晦”。
1969年4月，潘天寿又被押往工厂参加劳动，因心力衰竭而昏迷。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他于1970年8月出现血尿病症。1971年5月，有人向卧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他的定案结论，说他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依旧傲然说：“去掉反动，我不反动。”1971年9月5日凌晨，75岁的国画大师在黑暗中凄然离世。
潘天寿在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中说道：“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还要老在中国。我是多么希望中国欣欣向荣、繁荣强大！”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坚实捍卫者，他至死都保持着振兴中国及中华文化的志向和情怀，令人感佩唏嘘。而他赍志而殁的悲惨结局，大陆传统文化几近消逝的凋零现状，都是中共肆意破坏中华文明而制造的人间惨象。
参考资料：
1. 也斯，《寂寞的潘天寿》，载于《浙江日报》。
2. 力虹，《一代艺术大师潘天寿的痛与恨》，载于《中国观察》。
3. 大陆纪录片《大师之潘天寿》。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