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把教师的整体划为敌人后，学生打老师的暴行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向全国蔓延。老师们的死亡在文革浩劫中成为“黑五类”群体死亡平常态之一。40年过去了，至今没有全社会的反思、记录、讨论。时下大陆的课本、影视、出版也都在中共的监视下集体遗忘着。师道尊严的传承不知不觉被暴力、谎言和诱惑所湮没。但总有一些不屈的灵魂要拒绝邪恶，要反思，要记录，要讨论直至重建我们民族的精神。
1989年6.4过后，一些本来有思想的知识精英被中共有预谋的商品经济诱惑所俘虏，成为大陆血难后的淘金者。
1999年7.20一群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再次成为中共运动虐杀的对像，迫害至今已经持续近20年，但这群修炼人没有选择遗忘与淘金的麻醉，他们一如既往的坚持着讲清迫害的真相，揭露着邪恶的谎言，他们面对虐杀没有屈服过，但也从没有用暴力去还击暴力，他们从迫害伊始就在《明慧网》上记录着每一次迫害，时间、地点、人物翔实有力，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当然也有很多教师修炼法轮功，在这场迫害中也同样遭受了种种酷刑、虐杀、折磨。
本文主要收集、记录中共从产生至今对教师这个群体的迫害个案，让我们在真相面前共同拒绝遗忘、拒绝恐惧，让迫害早日停止。
中国物理学界老师的老师饶毓泰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
这是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像，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学生，在美国遇到些困难，又不想下苦功继续钻研西方学术，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都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还被官方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官方还有更下流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党政干部告说，到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要通过文革把已经被排斥的这样的老教授再残酷打击置之死地吧。）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在学校里设立这一套暴力迫害机构，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革中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五年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像“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这种罪名当然就扣到了曾经早年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饶毓泰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着，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三十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显然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在１９６８年４月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井冈山兵团”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曾和同事谈话“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并且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他们这样打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
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当时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后数年卧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复清醒过来，才听说了父亲的死。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１９７８年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直接称为“平反会”，而用了委婉的说法。）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的。
饶毓泰没有写下遗书。他的遗物都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１９７８年归还他的女儿饶毓泰的遗物，有他的一些书和一笔存款。他的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２０００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了饶毓泰物理奖。但是，在发表的关于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人权和真话。（1）
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被迫害致死 妻子控告江泽民
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被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入家中绑架，六天内被迫害致死。妻子张燕萍苦熬七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让人们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
张燕萍在控告书中说：“可怜我的小女儿千里迢迢回到家听到的竟是父亲死去的噩耗。孩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要知道过完年去上学时还是父亲去送的女儿啊！孩子痛得滚在地上哭喊……就这样，两个女儿回来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们坐在医院停尸间的门外……我们想求助于法律，所有的律师都说我们应该打官司，但没有律师敢接这官司……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过去了。我丈夫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国保大队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场。我的脸蜡黄，体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减到一百斤……”
下面是张燕萍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节选）：
我叫张燕萍，是河南省禹州市实验学校退休教师，丈夫孙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丈夫生前喜爱写作，曾在各种教育杂志、教育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他还编撰过好几种初、高中学生学习用的《古诗文注释与翻译》等学习用书，在禹州市教育界小有名气。
我叫张燕萍，是河南省禹州市实验学校退休教师，丈夫孙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丈夫生前喜爱写作，曾在各种教育杂志、教育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他还编撰过好几种初、高中学生学习用的《古诗文注释与翻译》等学习用书，在禹州市教育界小有名气。
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记得一天晚上出去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我一看觉得讲的太好了，我从来未听到过这么好的东西！从此就走入了修炼。丈夫在修炼前曾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最严重的是哮喘病（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为治好丈夫的病，我们到处寻医问药，不知试了多少偏方，都不见好转。常年药物不断，每年一入冬他就扛不住，哮喘病发作，呼吸困难，大口吐痰，必须请假休息，不敢出门，不敢受一点寒，直到第二年天气转暖才敢出门。同事们都戏称他是“冬眠”。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顽疾全无，一片药也不用吃了，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医疗费。丈夫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曾把学员为办事送到我家的礼物又搬回学校，把卖菜人多找的钱送回去等等，我们觉得心性在升华、道德在提高，每天和同修们一道学法、炼功，切磋法理，日子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后，我丈夫和同修王京华老师一道去北京想为法轮功讨个说法，但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到处都在抓人，无奈丈夫和同修们又回到当地。从此，我们就没了好日子过，整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丈夫被学校领导逼迫表态，否则就要交给上级处理。丈夫的同事马新红老师就因为坚持修炼被拘留，被劳教。我丈夫和其他几位同事被领导“帮教”，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得去学校写保证。我丈夫觉得很屈辱，很痛苦。书被迫上交了，功不敢炼了。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直到二零零三年，为了有个好身体，我和丈夫又开始走回修炼中来。丈夫见人就说大法好，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很多熟识他的人因为丈夫的身体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
二零零五年（或者是二零零六年）冬，学校突然又让法轮功修炼者马新红和丈夫孙冠洲等人写三书，据说是省“610”的人要到学校检查法轮功转化情况。我丈夫不写，很气愤。后来，学校反复催逼，丈夫去学校见了校领导。冀校长见了我丈夫吃惊的说：孙老师精神真好啊！我丈夫马上说：是啊，这就是炼法轮功炼的啊。即使这样，学校还是逼着丈夫违心的写了保证。这件事给丈夫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他认为这是丧失人格和尊严的事。
二零零七年暑假，我女儿在北京生了孩子没人带，我和丈夫去北京给女儿带孩子。谁知市“610”要求各单位对修炼法轮功的人员严加看管，不准去北京。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打电话非要我们回来，丈夫在电话里给校长冀松涛打保证都不行。最后我和丈夫不得不再打车回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和丈夫正在家中吃饭，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就翻箱倒柜搜查，抢走了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然后将我丈夫绑架到政保科，当日晚我丈夫被关进拘留所。
这期间，我向办案警察反应丈夫的身体状况，要求给丈夫检查身体。三月六日上午，警察通知我和拘留所警察带丈夫到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在第一人民医院，大夫诊断出哮喘、高血压症状，并出具丈夫需住院治疗的证明，我也再三请求让我丈夫住院治疗。办案警察不允许，当天又把我丈夫拉回拘留所关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回来后，我担心丈夫的身体，寝食难安。我就去找办案警察耿松涛，要求让我丈夫保外就医。耿松涛要五万，后来又改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我一时凑不齐，给耿松涛五千元，耿嫌少，又推脱说不是自己一个人当家的。耿让我回家等。
三月九日晚八点多，我在家突然接到耿松涛电话，说让我赶快去北关医院。我慌慌张张赶到医院，没想到见到的却是丈夫冰冷的遗体。只见医生在装模作样的检查，其实丈夫早已停止呼吸！我痛不欲生，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两天前还笑着跟我说话，并安慰我好好过日子的丈夫竟然撒手人寰，与我阴阳两隔！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恍恍惚惚的说：不，他没有死，他是冻得狠了。我想，我得快给丈夫暖暖身子。于是我脱下穿着的棉衣去包丈夫的身体，没想到，在场的警察竟然不让我碰丈夫的尸体，如狼似虎的警察上来七手八脚把我往外拽。我呼天抢地极力挣脱，要去护我的亲人，可怜我人小势单，哪里挣脱得了？我几乎是被他们抬着扔到了走廊里，他们立即手忙脚乱抢走了丈夫的尸体。
悲愤的我在走廊里哭得昏死过去……当时我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可怜我的大女儿刚刚生过孩子远在北京，我的二女儿还在千里之外读书，可怜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亲她们疼她们的父亲已经被害死了啊！
三月十日下午，我和急急赶回的大女儿一起去医院看望丈夫的遗体，恶警夏玉霄和耿松涛为推卸责任不让我们看，并强迫我们签字火化！丈夫死的这样突然，又不明不白，我们怎么可能签字呢？！
据知情人说，自三月六日带我丈夫去体检后，我丈夫孙冠洲曾多次向狱警反映自己心口疼，要求保外就医，但拘留所监管人员反诬说我丈夫是装病，根本不予理睬！办案警察耿松涛、夏玉霄明知道我丈夫身体不适宜关押，却迟迟不放人。就这样我丈夫竟然冤死拘留所！
这完全是草菅人命！
可怜我的小女儿千里迢迢回到家听到的竟是父亲死去的噩耗。孩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要知道过完年去上学时还是父亲去送的女儿啊！孩子痛得滚在地上哭喊……
就这样，两个女儿回来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们坐在医院停尸间的门外，一把锁把我们和自己的亲人隔开……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问问我们。望着来来往往冷漠的人们，我突然觉得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我们娘仨好无助、好冤枉啊！
我们想求助于法律，所有的律师都说我们应该打官司，但没有律师敢接这官司。法轮功的案子谁敢接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过去了。我丈夫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国保大队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场。我的脸蜡黄，体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减到一百斤。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了，要知道丈夫去世十三天了，孩子们还没见到父亲的遗体啊！我也没有仔细辨认过丈夫的遗容啊！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我们在恶警的逼迫下在火化单上签上了“病死”二字。这样我们才从火葬场的冷库里领出来丈夫孙冠洲的遗体，丈夫的遗体被推出来后，我们看到他双手十指乌黑乌黑的……
我丈夫孙冠洲被迫害死七年了，法轮功被迫害十六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和丈夫感情非常好，丈夫生前对我既像父亲又像师兄，生活上处处关心我，开导我，为我和孩子挡风遮雨。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好了，心胸更加宽广，我总觉得这好日子还在后边呢！谁知道，晴天打霹雳，噩耗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丈夫因为信仰被绑架，仅仅六天，丈夫被害。好端端的家被毁了！有谁知道我和孩子们这些年承受了多少屈辱，多少痛苦啊！
可是十六年来，全中国又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家庭被毁？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让多少活生生的生命惨遭毒手？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多少警察在金钱和利益驱使下变成罪恶的帮凶？！
我今天起诉江泽民，不仅仅是为我丈夫讨回公道。我们师父教诲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已没有怨恨，我只想以我们的悲苦唤醒众生，唤回迫害者
残存的良知。法办江泽民，惩办元凶，还人间正道，还司法公正，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我要求最高检调查我的冤情，体察我的心声，立即逮捕元凶江泽民，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注：（1）节选《王友琴：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上）》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