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内容提要
一九五七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卑鄙的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像。
本书以大量资料文件、受害者证词和访谈记录，对反右运动发生的背景、激烈而戏剧化的过程、结局及其后果，作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不仅揭示毛一手主导的这场大阴谋(阳谋)的决策内幕，而且以数百名“右派”个案的情节，生动地展现一代中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精英，在专制高压下，遭遇如社会学家潘光旦所自道的悲惨命运﹕“屈服、投降、活命、灭亡”。
《阳谋》从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来，作者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每次再版都加以修订，充实新资料，使这本“第一部反右派史书”(刘宾雁序)，更显内容的丰富、真实和高度的可读性，为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引言)作出历史的见证。
阳谋目录
《阳谋》新版序刘宾雁——写在再版之前
引言
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
三反五反下指标逼供信
打掉知识份子的自尊心
胡风案﹕空前的文字狱
肃反矛头转向内部
双百方针与延安整风
千方百计引蛇出洞
批评肃反的大鸣大放
亲苏政策不容许质疑
文化教育界不满共产党
十一、鸣放中的校园大字报
十二、“党天下”成众矢之的
十三、毛亲手揭开反右序幕
十四、言者有罪，大批知识份子落网
十五、深挖、搜索，不择手段
十六、反温情，六亲不认
十七、按预定指标补划右派
十八、农村和工厂中的抓右派
十九、摧残家庭及亲友关系
二十、学者、艺术家与统战对像的命运
二十一、右派分子总数超过一百万
二十二、对右派的七类专政方式
二十三、成千上万的死难者
二十四、六十年代的右派摘帽
二十五、文革中右派分子的劫难
尾声
右派人名索引
附录：贱民岁月廿二年刘宾雁
《阳谋》新版序刘宾雁
《阳谋》初版问世以来十余年，中国又迈过了一个时代。然而国人对当代史的无知并无多少改变，而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父辈经历了无兴趣，又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而本书也就比十多年前具有更大的价值了。
天灾人祸，是我小时候最早学会的词组之一。可见人祸，即人为的灾难在中国之频繁了。但本书所写的一种，却是古今中外别具一格的，无疑是一伟大(不含褒意)创举。毛泽东不愧为一伟大(同样无褒意)天才。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我曾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中的一大逆转。不是说那以前就是一个黄金时代，恰好相反。最晚从一九五三年起，那场四年前才取得胜利的革命，已经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当一九五五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时，作案者已经变成反革命了。但一九五六到五七年还是出现了一个转机，那是二十世纪下一半历史给与的第一个转机，不幸被我们错失了。但随之而来的灾难，也曾经提供另一些转机，比如一九五三年便已开始、一九五九年由彭德怀推向高峰的党内反对毛泽东农业路线的斗争，和伴随大饥荒而来的一九五九至六二年反对毛泽东错误的社会思潮和农村的包产到户运动，可惜又一一失败了。还要等上二十几年，那便是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改革了。但一九七九至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我们又错过了两次机会，从而出现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全民族、全方位的大倒退。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之死，为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当年就爆发了布达佩斯起义。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由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袖杜布切克发动，全党决定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变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一九八○到八一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几近推翻了共产党政府。虽都一一失败，却无不是苏联武装镇压(波兰则是由于为避免苏联的镇压而实行戒严，解散团结工会)的结果。但是倘若类似事态发生在中国，苏联就绝对无力干涉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便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中国也就对人类做出一大贡献了。然而中国却失败得更惨、倒退得更远，这能怪谁呢？只能算到自己的账上。
难道还不该做一点自省吗？我曾写过“苦难之树，必定会结出幸福之果”，此言谬矣。我们还活着，就见证了相反的事实︰苦难也会繁殖出更多、更大的苦难。那就看它是在哪块地上生长出来的了。荒谬绝伦创下历史记录的一九五五年的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不是就引向反右派运动，而后者又引向文化大革命吗？“六‧四”之变把中国和民主的距离拉得更远，也有目共睹了。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反右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报复。二十余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份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朦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对于我本人的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后三十年知识份子在人民大众的启蒙上未尽到责任，难辞其咎。只有胡风一人坚持作家必须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直面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站到了同毛泽东那个把作家和人民变为党的工具的路线的反对方面。而毛泽东一声令下，同代作家、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竟一拥而上，对那位伟大思想家和他的同道落井下石！“五‧四”后前三十年文学的贫弱和一九四九年后三十年精神、思想和文学的沙漠化，甚而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之葬身血泊，究其原因，无不是由于知识份子未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放在苦难的劳苦大众身上，同时，也欠缺刻骨椎心地探求真理和穷其究竟地深入思索的精神和习惯。而正是这两点，使胡风以难以想像的顽强坚持其立场，并因而陷于孤立。
一九五七年春季会有那么多人轻信毛泽东，就和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欠缺思考的习惯有关。一九五六年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于是毛亲手所写，其中对斯大林的极力维护和对苏共否定斯大林的不满，曾令我极为反感。但是两个月后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却又立即欢欣若狂，心花怒放！既然前一些话言犹在耳，有什么理由相信毛泽东会在两个月内(而且是在布达佩斯起义之后)翻然悔悟，真心要听取异议、纠正他的那条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的路线呢？不仅是太天真，也太不善于思索了。
这本第一部反右派运动史书，作者竟是一位比右派年轻一代、本人未受政治挫伤、专业又和文史无关的丁抒君，这就透露了历史的另外一面。神通广大如毛泽东者，也无力阻止他的罪孽会经过百曲千折促使后人觉醒。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还可以不致绝望的理由。希望这本书不仅照明中国的过去，也能帮助人思索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历史和未来。假如今天的年轻人偶发奇兴拿起此书，又能够从中以古鉴今和以今鉴古，洞见一个和自己的设想有所不同的未来，恍然大悟于自满自足之可怕，为灾难还将会以另一种形式重现而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民族之幸，也是作者之幸了。
2002年8月于美国
写在再版之前丁抒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我正在上海一所中学念初一。有一天跑进老师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几乎吓了一跳：走廊两边，数不清的大字报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都是批判“右派分子”的。我赶紧跑了出去。
高中我是在另一所中学念的。当时的上海市区远没现在这么大。我家院墙外的小河刚被填平修成马路，河对过的农田里还散落着几户农家。我步行上学的沿途也是一半新工厂、一半老田家。在途经的一片农田里新建了一所简陋的初级中学，仅一座楼而已。有一阵，我每日清早从那楼旁的田间小道走过，总看见一个文弱的女子握着长长的竹笤帚在楼前扫地。后来我才知道她曾是我念初中的那个学校的最高领导：校党支部书记。她是四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干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罚到这所“××路中学”来扫地。这是我眼见的第一个右派。
一九六二年，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的影响，我也进了清华。进校第一课就是“系史”教育。本系是五十年代仿苏联工程物理学院模式成立的，第一届学生都是从各系选调的优秀生，预定五八年毕业，叫“物八”。五七年该班一小半是右派，比例为全校之冠。当时学制六年，我们预定六八年毕业，也称“物八”。党教育新“物八”说：不要走“老物八”的路。
后来才知道，五七年鸣放期间，因五二年高校理、工分家时清华的理、文、医、农全部迁出，“老物八”成立了一个“理工合校工作组”，在全校征集签名，拟请愿恢复理工合校。党说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所以是“资产阶级右派”。
“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都可以望文生义，了解其身份。惟独右派不同。右派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右派学长们去了劳改农场。但右派教授被宽大，还留在学校里。譬如数学分析的教授，他是全校公认最好的数学基础课老师。他有个绝活：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划一个大圆，漂漂亮亮。每当他画圆时，阶梯教室就会发出一片惊叹声。第二年的物理课老师也是个右派。后来我练冬泳，有一次入秋后到荷花池旁的露天游泳池，曾看见他也在游泳。
这两位教授是我眼见的第二、第三位右派。尽管课堂下没多少接触，我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右派”和“坏分子”并列，大概没什么道理。
后来渐渐知道：同屋一位同学的哥哥是右派；另一个同学，父亲薛愚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是药学界的“大右派”；还有一位同学，父亲胡考原是《人民画报》副主编、母亲戈扬是《新观察》主编。两人都是右派。陈安同学的父母陈明绍、陈霭民都是右派。他们都是三十年代清华的老学长。她的舅舅陈新民也是老清华，反右前不久从美国归来，在母校任教，后来到中南矿冶学院去任院长，也是右派。
也许是近墨者黑的缘故，我那时虽不知道世上已有“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康同壁语]的说法，却也开始私底猜测，右派可能是好分子。
到了文化革命时，“漏网大右派”的帽子满天飞，我更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了。我打算收集资料，把那段历史记载下来。但因资料不足，始终没动笔。毛泽东死后，中国开放了一角，我抵不住诱惑，经由研究生、留学生这条道，于1980年到了美国。
1987年初中共开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三人在三十年前反右时都被开除过一次的。那时我已找了一份教职，有时间写东西。自忖手头有关“反右”的资料已够我动笔，便写成了此书的初稿。初版问世后，不少右派当事人向笔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他们有的是坐了十几年牢的右派，有的是右派的同事，有些是右派的子女。
1988年底，我访问波士顿，在哈佛大学校园近旁的一栋陈旧的房舍里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宾雁先生。1991年《九十年代》杂志社刊行《阳谋》二版时，先生特地写了个序《贱民岁月廿二年》。
因该版早已售罄，《九十年代》又已停业，此书在市面绝迹多年，《开放》杂志社遂筹划再版此书。刘宾雁先生不辞辛劳，在病中又写了一个序。而今新版眼看就要刊行，刘先生却已辞世。令人不禁想起，与笔者交谈、提供过资料的黄继忠(1923-2001)、王若望(1918-2001)、李梧龄(1935-2002)、吴祖光(1917-2003)，也已在近年先后作古。作者在此谨向今仍健在的陈斯骏、冯国将、戈扬、何之明、黄定良、李温平、刘光华、王正、文彻赫恩、吴宏达、许良英、张广达等，致以诚挚的谢意。
丁抒 2006年4月‧美国明尼苏达州
作者简历
祖籍江苏东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生于四川小城合川东津沱。
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迁居上海。六二年入清华大学。六八年赴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七○年赴辽宁葫芦岛，任职某研究所。
七九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以授课为业，余暇研究中国当代史。（未完待续）
作者引言
关于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主张“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埋没了吧﹗”[[1]]但又有人这样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2]]说这话的人便是曾呼吁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老作家巴金。
在那陈列我们民族灾难的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应当先将沉积在那些往事上的历史尘灰掸去，将这些事情聚拢来，铸成一百口铜钟、一千口铜钟。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哪些是有必要留给子孙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桩桩历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钟上。
这本书只是一口小小的铜钟。上面记载着一个重要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份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类“帽子”的，共约一百十万人。此外还有六十万工人、店员、农民等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十万人因发表“右派言论”引致成各色“分子”，共一百八十万人，“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参见本书第二十一章]本书即为此一事件前后的社会实录。
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
“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3]]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4]]
“一九五七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5]]
这个“胜仗”使毛泽东获得了历代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得以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国。用他的话说，在中国这“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反右之后，他送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于今已臭名远扬的“大跃进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三千余万人死于饥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他的第二件作品就是那号称“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正如当年反右时落网的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所说︰
从那次阳谋后，知识份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6]]
既然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本书的记述也就从这裹开始，看看百万知识份子是怎样成为“新中国”的贱民的。
此书业经修订俾使更多史实能留存于世，不致被时光的尘灰掩埋。
丁抒 2005年3月‧美国
注释
[1]费孝通，《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号40页。
[2]《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十月号。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51页。
[4]1959.7.31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96)182页。
[5]1959.8.11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6页。
[6]徐铸成《阳谋亲历记》，《中国之春》(纽约)1987年12月号30页。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