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红卫兵被毛泽东推上中共政治舞台，历时两年半的疯狂，烧、杀、抢、盗无所不为。毛鼓动、利用红卫兵们不仅造中共老干们的反，同时还要攻击一向视为心头大患的知识份子，逼死残害了一批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英。在毛泽东达到这些目的后，1968年,毛泽东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名义把红卫兵下放到农村，实际等于变相流放。有近1700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整整一代人青春就此消亡。
毛泽东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中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
8月18日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是出于“天下大乱”的需要，是铲除政治宿敌的需要。文革史的读者认为，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中共的打狗棒作用。
“红卫兵”被推上中共政治舞台
红卫兵运动，成分复杂，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中描述，清华附中是中共干部子女。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高涨。
5月29，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中共红色贵族”子女居多。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在需要牺牲的地方，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词汇。
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被打倒
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实际宣告，目的就是要“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7年1月，蒯大富率领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打电话给不出中南海的刘少奇夫妇，谎称他们的女儿刘平平遭遇车祸。
王光美被骗到医院，只好跟他们到清华大学挨批斗。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等。
身在成都的彭德怀也成为红卫兵揪斗的对像，1966年12月23日深夜，彭德怀最终被以韩爱晶为头头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秘密抓捕，此后彭德怀惨遭轮番批斗、关押。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章立凡：“发动文革，推翻中央。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毛虽是中共中央主席，日常工作并不是毛主持。毛发动文革，把依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干掉，还干掉很多重要中共领导人。”
红卫兵的红色恐怖
1966年6月以后，红卫兵开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旧，进而对早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黑五类（黑五类是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与红五类相对。）分子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伤成千上万。
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上演了一场场残暴活话剧。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
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红色恐怖万岁！”
8月23日，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
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中华民族精英被逼自杀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
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有三大特征：
1、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2、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3、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一批批文化精英被逼自杀者：邓拓、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红卫兵派系众多相互攻击武斗
1966年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
中国各省地方也出现红卫兵派系问题。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像。
战争尚且让女人走开，武斗却没有。在武斗中丧生，应该算当时红卫兵较常见的死难方式，而他们也曾被视为烈士。
有资料显示，1968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之间所发生的大武斗，动用各种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坦克等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占与争夺。共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介绍：“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舞着，舞着，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上跳下去了。
当时，对方一派同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
第二天，女红卫兵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
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
重庆的陈国英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她当年是重庆二十九中的学生。
“唐明渝是我们当时的校花，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四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有多少这样的红卫兵，他们消失在人海中，没有发言的权利，也没人听得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活着就像死了一样，死了……那就更加是死了。
卸磨杀驴 “红卫兵”下放农村做知青
文革前后长达10年之久，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1967年7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取代“红卫兵”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但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做为毛泽东来讲，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势力。
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