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发动的文革期间，不少高官都被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比如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不过，对于中共最高党魁毛泽东的类似问题，中共党史却讳莫如深，即便涉及，也完全是从正面颂扬。但拨开历史的云雾，真相浮现在我们眼前。
毛首次被捕“急智逃脱”实则是出卖同党
毛泽东曾自己说过一次被捕并“急智逃脱”的经历，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根据该书记载，毛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湖南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就答应释放毛，但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于是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才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由于中共党内不敢妄议，毛的说辞被广为接受。不过，当年随着中共势力的扩大，在毛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的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西行漫记》后，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却发现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该人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份宣传资料，将毛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描述得很详细，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提到这篇谈话“说服力强”，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细细品味，该资料有造假嫌疑，非常可能是毛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是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编造了这样一篇外表漂亮的谈话加以补充宣传。
毛二次被捕与释放
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着《我的爸爸是冤鬼》里记载了毛第二次被抓捕的情况，时间是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将其抓获的是国军军长樊崧甫的手下。
樊崧甫是国军高级将领之一，爱骑白马，故称“白马将军”。1933年国民政府对共党盘踞的闽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这一次，共党全线溃败，无奈只好长途逃窜。期间，樊崧甫的部下抓获了毛，毛开始百般抵赖其真实身份，但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无法蒙混过关。
然而，樊崧甫还有另一个身份：江湖帮派“洪帮”中人。据悉，当时洪帮“五圣山”二当家人的高振霄与中共地下党员有关联，而高振霄与樊崧甫都参加过辛亥革命。不知是否基于这样的关联，亦或是毛的乞求，樊崧甫在确认了毛的身份后，却有意向蒋介石隐瞒了这个消息，并送给毛路费，让其装扮成普通百姓后离开。
或许，正因为樊崧甫与毛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竟然借故不遵从命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毛死后，樊嵩甫才披露内情。
因为毛而引发的家庭悲剧
大陆作家冯骥才曾出过一本关于文革十年中普通人的命运的书，书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其中有一篇是《悲惨故事之“拾纸救夫”》，故事与毛遇险一事紧密相关。
故事发生在山东西南地区的一个县。1973年，冯骥才作为驻扎某部坦克师二团的一个宣传干部去该县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其中一名李姓小学语文老师的冤案可谓旷古罕闻。
这名李老师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六五年搞运动时，人们互相揭发。有老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的诬蔑毛。“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这是故意歪曲毛的伟大形象!于是，好事者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证据确凿，当时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将李老师抓走。他不服呀!他说，这个故事不是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可他又说不出哪本书，就这样被判了8年。
李老师的妻子是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8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绝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女人心实，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
在找书的过程中，孩子也一点点长大了。可是，就在李老师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起了大火。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在监狱里的李老师听说后，也想自杀，但几次自杀都没成。后来在去厕所上吊自杀摔下来时，看见身边的油印纸片上写的正是要他命的那个故事！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
出狱后，李老师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工作，只好来找下乡的冯骥才，而冯骥才恰巧看过这个故事，出自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中的《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了，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李老师由此被“平反”。他在跑来感谢冯骥才时，请求冯骥才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8年的书送给他。事后冯骥才听说，李老师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
结语
从冯骥才的纪实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毛又一则遇险的故事。衡阳和浏阳距离并不远，毛的遇险故事和他的首次被捕也许是同一个故事，也许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但李老师一家的悲剧，不正是中共高度吹嘘毛、为毛刻意掩盖不堪历史、欺骗民众所造成的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