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沈元，以治学成名，被誉为天才学者。60年代几篇关于历史的论文轰动中国社科院。在文革期间“一打三反”的运动中，年仅32岁的他被中共枪决。在20多位面对死刑宣布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站立平静面对死神。有学者曾感慨道，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
沈元出身书香门第。沈元的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曾担任小学校长，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入学未久即对同学表示：我们就是将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和被中共迫害死的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物理系吴思慧是同窗。
平静面对死亡
前北京大学教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文章中写道：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当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他就是沈元。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那时，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他19岁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杀人70万”被定为极右分子下放。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杀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沈元还提出：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份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沈元出众的才华被社科院收留
在结束了三年的劳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62年4、5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
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黎澍被批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此后，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学问，连存身度日也难。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红卫兵追到那。
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沈元的同学）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
他和他太太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
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
不堪凌辱化装成黑人要求“政治避难”被判死刑
学者何与怀认为，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
沈元遭受诸多磨难，最后不堪凌辱，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也有人说是苏联）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沈元被“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大家讨论。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九月1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嚎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讳而自救救人。
“反右派、文革”对北大的迫害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中北大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级与扩大。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分子。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处，在1957年还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关进了“牛棚”，甚至连反右的积极分子也被置于死地而丧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