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04日讯】青年才俊，浪漫诗人，出生于神学家庭的陈梦家，与徐志摩为友，跟闻一多同窗，曾在美国任教，又返祖国执鞭。这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是以为跟汉字有着不解之缘的乱世才子。
陈梦家曾经浪漫潇洒，风流倜傥，以笔墨作针线、汉字作珠玉，串连成含蓄优美的“新月派”诗歌；后来的他严谨治学，钻进浩如烟海的古籍世界，探寻枯涩艰深的古文字之谜。机缘促成，他逐渐开始研究青铜器等，成了一名考古学家。
再后来，他为之耗费无数心血的中国字，面临消亡之劫。他出于一个炎黄子孙捍卫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四处奔走向当局政府呼吁。因文字成名的他，却因文字获罪。在历经一次次批判与打压的折磨后，他不堪受辱，愤然了结性命，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汉字，一同亡于当权者之手。
今天的中国大陆，几乎看不到传统汉字——正体字的踪迹，也鲜有人会提起国学大师——陈梦家的名字。
长衫落拓美少年
陈梦家于1911年出生于一个神学家庭，在中式传统教育和西方宗教氛围中度过童年，对中国诗歌有浓厚兴趣。1927年，陈梦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法律系，虽然后来取得律师执照，却没当过一天律师。以新诗为媒，他在学校里结识大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并长期与他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其诗歌水平也随之突飞猛进。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陈梦家《一朵野花》）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陈梦家《摇船夜歌》）
诗人穆木天曾评价陈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受两位大诗人的影响，陈梦家的作品兼具声律谨严之韵和轻俏流丽之美，他也因此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1931年，陈梦家年方弱冠，便出版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同年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编选新月派代表作《新月诗选》。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陈梦家不辱使命，甄选18位诗人的共计80首新诗编成诗集，呈现“新月派”前、后期在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上的流变。
在众人眼中，少年得志的陈梦家是个洒脱不羁的文艺家。梁实秋说他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钱穆说他“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然而他的生活轨迹很快发生逆转。
后来，陈梦家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专业，很快又转攻古文字学——只因他对中国上古神秘的宗教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他把所有精力投注于古文字学和古史学方面，仅1936年便发表《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7篇论文。
在燕大读书，陈梦家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业，还有人生。他与才女校花赵萝蕤相识，相同的神学家庭背景和文学修养，让两人一见如故。1936年1月，他们在校长办公室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七七事变”爆发后，这对璧人被迫迁离北京，辗转于长沙、香港、昆明等地，在西南联大暂时栖身。直至1944年，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清华教授金岳霖介绍，陈梦家越洋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学，随行的赵萝蕤也在该校攻读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课程。
一身诗意付金石
虽然在美国教授文学，陈梦家已逐渐从文人向古文字专家转变。执教期间，他致力于收集、汇整流散于美国的古代铜器，几乎走访美国所有藏有铜器的人家、博物馆乃至古董商铺。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学力，编纂殷周铜器集录，为研究中国铜器留下宝贵材料。
1947年，陈梦家怀着报国理想回国，在清华中文系执教，同时坚持古文字学、西周铜器等文字学与史学研究。次年，赵萝蕤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国团聚，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这对乱世中的学者夫妻暂时过上稳定平静的生活。
然而没过几年，中共占领中国大陆，陈梦家夫妇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即将面临中国最黑暗邪恶的时期。
1951年，中共为“抗美援朝”造势，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校园，要求学校停课搞“运动”，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和检讨，清算“美帝文化侵略”，而且要“人人过关”。陈梦家因个人的浪漫派诗风和出国背景难逃被改造的命运。
1951到1952年，陈梦家多次在学校大会上作检讨，表示自己因接受西式教育而无法融入“新社会”。他愿与过去的思想和观念“一刀两断”，并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而妻子赵萝蕤作为西语系教授，也要被迫参加各种会议，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及“重业务、轻政治”的教学倾向。
陈梦家一方面配合运动作检讨，一方面也因无法理解这种运动，私下里评议时弊。一天，校园的大喇叭广播一项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后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89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集权社会的情景，陈梦家借此含蓄地讥评中共体制。
1952年，运动刚结束，中共又在全国展开高校的院系调整，陈梦家被分配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妻子赵萝蕤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诗家不幸史家幸。”在考古所的最初几年，陈梦家的生活相对平静，在考古方面的学术研究建树颇丰。他借鉴西方学术规范，先后完成《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尚书通论》等专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古文字、考古学大师。1956年，陈梦家还用丰厚的稿费购置一套四合院，每天在家工作超过10个小时。他还热衷于购置明清家具，在家中悉心收藏、展示，被朋友戏称“比博物馆还博物馆”。
他却从此搁置诗笔，鲜有文学创作。严苛的政治环境，是扼杀诗魂与灵感的最大杀手，陈梦家的浪漫诗风已被主流文学抛弃，他只得选择缄口不言，把所有精力灌注到遥远的古代世界。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中）夫妇与家人在美国合影。（网路图片）
不知言路成绝路
1956年，中共在大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次年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鼓励“大鸣大放”，制造出政治气氛变暖的假象。陈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共真心纳谏，欲将多年前想提而不敢提的意见真诚吐露。
1935年，中华民国曾公布300多个简体字表，推广汉字改革。因遭到社会人士反对，国民政府便于次年下令停止推行。一心毁灭中国文化的中共，从成立之初就逆势而行，逐步毁灭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汉字。中共先将汉字被歪曲成“横亘在群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又在1930年编造一套适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统。1936年，毛泽东更对记者公开表示，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1949年，中共全面控制大陆后，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着手汉字简化工作。中国语言学家在中共的指示下，先后提出千百种改革方案，最终决定使用简化汉字作为过渡，逐渐实现字母化。
作为用汉字写作并探寻古文字脉络的文人，陈梦家深知传统汉字对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汉字如果被废除，将真正成为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障碍，中华文化的传承也随之被切断。这对拥有五千年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损失。
之前，陈梦家慑于运动的压力，有口难言；到了“鸣放”时期，他便积极地向中共发起呼吁。1957年2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文字学》，批评汉字简化方案。3月起，他参加文字改革座谈会，发表演讲，表达不赞成简化汉字的看法：“如果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会引起天下大乱。”
5月17日，陈梦家继续为保护正体字发声，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他却不知道，就在两天前，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发出打击右派的信号。这样，陈梦家关于反对汉字改革的言论，成为他在“反右斗争”中被批判的最大证据。
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后，学术活动完全停止，在单位里遭到“降薪停职使用”的处罚，在社会上更要忍受一众学者的联合批判。从此，等待他的是参加不完的批斗会、做不完的自我检讨。陈梦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变得情绪低落，身形消瘦；赵萝蕤因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灾祸，患上精神分裂症。偏偏这时，在1958年12月，陈梦家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一代古文字专家只能做些种田、踩水车之类的农活。
直到1960年，陈梦家才重新回考古所，受副所长、他的朋友夏鼐照顾，调往兰州整理汉简，成为他不幸生活的一次大幸。在那里，陈梦家专注考古研究，以超乎寻常的才华完成《武威汉简》《汉简缀述》两书。两年后，他又回到考古所。虽然后来摘掉“右派”帽子，但是遭受过两次运动迫害的他仍然心有余悸，遂一心扑在考古研究中。
两度求死浩劫中
文革的爆发，堵死了他的最后一条出路。1966年8月，陈梦家第三次被中共“批斗”，也是最悲惨的一次，直接导致他的自杀悲剧。
陈梦家在文革中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重新被揪出批判、斗争。作为考古所的领导，夏鼐目睹陈梦家遭受迫害的经历，并在日记中留下第一手资料。考古所成立了监督小组，每天强制陈梦家与其他“反动分子”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烈日当头时，他被迫长时间跪在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甚至吐口水。
他的四合院被红卫兵查抄，家中藏书一扫而空，住所被他人占用，陈梦家夫妇只能住进一间车库改造的破屋。期间，赵萝蕤两次发病，都因为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而去无法送医。
8月23日，红卫兵闯入考古所，揪斗陈梦家；24日继续批斗，还给他戴上“流氓诗人”的纸帽，并勒令他写检查。陈梦家捱过了一天的批斗，来到一位朋友家。屈辱与绝望带来的悲愤之情一瞬间爆发，他放声呐喊：“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谁知他被考古所的“造反派”一路跟踪。在朋友家中，他们继续狠狠批斗，强行按着他下跪，进行又一轮辱骂和毒打。最后，陈梦家又被押回考古所。
可怕的“红八月”，正是红卫兵造反运动最为血腥的时期。24日当晚，考古所附近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人回忆，“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被关在单位的陈梦家，应该也听到了一声声的拷打与惨叫。那一晚，他悄悄写下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
因药量不足以致死，陈梦家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然而大难不死，未必有后福，第二天他的家里就贴满了大字报，前去探望的弟弟陈梦熊还被红卫兵拦住毒打一顿。陈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就被轰出来，身边多了几个看管他的年轻同事。9月2日，他趁众人不注意，选择更直接的自杀方式——自缢身亡。而3天后，考古所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为这位终年55岁的饱学之士“送行”。
他卸下了一身重担，此后生活的悲痛与苦难都由赵萝蕤一人承担。她在文革之后继续执教，耗时12年时间完成《草叶集》全译本，震撼世界学术界，一举获得是芝加哥大学“专业成绩奖”。然而她直到1998年去世，都不提过去的伤痛，更不提丈夫的名字。
陈梦家在著名诗歌《铁马的歌》中说：“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 上帝叫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他仿佛预见受难而死的结局，便想让自己变成寒夜孤星，永远无声地注视着中国大地。
这是一位与神结缘的诗人、和文字对话的学者，原本与政治无涉，却在三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打垮，直至殒命。中共妄图用政治掌控传统文化与文化精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文化的衰败和大师时代的消亡。
参考资料：
1.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发》杂志出版社，2004年。
2.刘宜庆，《陈梦家和赵萝蕤的葳蕤人生》，《名人传记（上半月）》，2010年第10期。
3.汤志辉，《“运动”中的陈梦家》，《粤海风》，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