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好听点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盘点一心追随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农工党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农工党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反对蒋介石的中华革命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其成员后来主要以医药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与其他党派相似，农工党支持中共，在统战方面为中共建政同样立下了功劳。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部分农工党成员都被打成了“右派”，命运多舛。
农工党十大右派之结局
农工党中最著名的十大右派是韩兆鄂、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邓昊明、李述中。其中的章伯钧，后又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在此前的民盟高官篇章中已经介绍过其悲惨的遭遇，他是迄今为止中共未给予“平反”的头号“大右派”。这里说说其他人。
韩兆鄂，中共建政后，曾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57年，他受中共指派，成立了农工党省筹委会，发展党员。数月之内就将党员从几十人发展到144人。其后，因反右扩大化，包括韩兆鄂在内的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和多数委员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时，韩兆鄂再遭迫害，1970年离世。
张申府，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张岱年的大哥，早年留法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回国后，曾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因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与张太雷发生冲撞而退出中共。其后在暨南大学、北大、清华等学校教书。抗战期间参与创建民盟，1948年秋天，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公开承认国民政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被民盟开除。妻子刘清扬也登报宣布跟他离婚。
中共建政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娶满族关女士为妻，后加入农工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后才“平反”。其晚年不问政事。
黄琪翔，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抗战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司令、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抗战结束后，加入农工党，担任秘书长、副主席。中共建政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区司法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农工党副主席等。
1957年鸣放时公开批评苏联，称其缺乏民主，乃一独裁政权，其后被划为“右派”，受到迫害。文革爆发后，精神和肉体再度受到攻击和迫害。1966年8月底，红卫兵闯入其家中，将黄琪翔夫妇打伤并抄家，又将二人驱赶到农工民主党宿舍居住。之后，黄琪翔遭到连番批斗，并被强迫劳动。不堪精神和肉体折磨的黄琪翔，于1970年猝然离世。
黄现璠，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其生前在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涉及颇广，内容涵盖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学等，他的《壮族简史》等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使其被视为壮学开山祖师。其为农工党广西分部委员。
1957年鸣放时，他积极回应中共号召，畅所欲言。结果在反右运动中，以“挑拔党群关系”、两黄（黄绍竑、黄现璠）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频繁深入基层号召农民和群众起来向党进攻”、“以‘钦差大臣’自居，将地方党委领导视为‘土皇帝’，将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等等罪名，被打成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遭受迫害20年。文革时不仅被抄家、批斗，还两次遭到红卫兵毒打，还被人一脚踢昏，所幸他活过了文革，1982年离世。
李士豪，早年加入国民党，但与刘少奇、吴玉章、方志敏等中共党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受其影响，始终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1931年参加了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追随邓演达进行反蒋活动。其后该委员会与中共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作为其总方针，李士豪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在上海还参加了民盟、九三学社，积极为中共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建政后，受农工党中央委派前往浙江，担任农工党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同时担任浙江省农林厅副厅长。
反右期间，李士豪被指执行了章伯钧的“大发展路线”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再遭迫害。1972年离世。
李伯球，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东征、北伐。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李伯球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在舆论和实际行动上多方支持中共，进行统战。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成立，李伯球当选为委员兼组委会主任委员。因其支持中共的所为，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其逃亡香港。1947年任农工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因其在统战方面卓有成绩，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工商局局长、农工党中央委员、执行局委员兼副秘书长等。
1957年，李伯球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亦遭遇抄家、批斗、毒打等厄运。1986年离世。
张云川，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即为左倾激进份子，从事反蒋活动。1930年加入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其与中共的合作以及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其还是更名后的农工党的中委、常委，并参与了策动负责北平最高防务的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投共工作。中共建政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等，并兼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张云川说出了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批斗，撤销一切职务。其子女亦受其牵连，无法上大学，儿子去了新疆，大女儿去了北大荒，小女儿去了辽宁。焦急痛心的张云川很快得了肝癌，死在了文革前的1965年。
然而，他的死亡并没有中止中共对其家庭的迫害。文革爆发后，张云川的家被抄，其妻子和岳母被遣返原籍河南，而其去了北大荒的女儿张逊，还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连担任小学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被发回连队劳动改造。
又一个为了中共而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人，被中共几乎赶尽杀绝。
邓昊明，早期同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协助中共统战。1949年后历任中央政府政务院参事，南京市建设局局长，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农工党江苏省委主任委员、中央常委等。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邓昊明被指一开始便同大右派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亦遭到批斗。所幸他活过了文革，1998年离世。
李述中，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参加反蒋运动。后亦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协助中共在福建从事统战工作。1949年后，李述中被推选为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后又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常委、副主席等职。
1957年，李述中因所谓“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撤销本兼各职。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他被遣送到建宁县农村插队劳动，1974年5月病故。
农工党中央委员周谷城被批斗
除了上述“十大右派”，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的经历也值得说一说。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与毛认识了，二人是同事，周谷城教英文兼伦理学，而毛则在小学部任主任，兼教国文。其后受毛影响，参加中共发起的农民运动，并在农民讲习所工作。此后一直从事反国民政府工作，还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中共建政后，已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周谷城，当上了校务委员会常委和教务长，亦是农工党中央委员，而毛则成为中共最高党魁。心情激动的周谷城遂给毛写了一封信，毛亦写了回信。自此，两人见面次数增多。
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周谷城写的表达对苏联的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不满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得到了毛的赞赏。毛还让其继续放言。
1961年“五一”，毛在上海与各界人士过节。当时同座的除周谷城外，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曹荻秋等。当周回到家中已是很晚，突然接到《解放日报》社的记者打来的电话，要其就今天就与毛见面之事写一首诗或一首词。推辞不掉的周谷城只好写了一首，首句即是“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词作中逢迎之意尽显。
文革爆发后，周谷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对于周谷城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的学生吴欢章曾写道：“‘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次他被批斗后，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
后来，因为与毛的关系，周谷城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然而，与许多家庭一样，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牵连，大女儿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儿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亲去世时，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纱。
结语
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农工党成员遭到中共迫害乃至迫害致死的也不止罗列的这些人，还有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黄震，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长徐君虎，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云应霖……他们遭到中共卸磨杀驴的经历，是否可以让更多人清醒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