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一直以来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风生水起的资本大鳄徐翔被判五年徒刑。今年初，另一位中国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人物肖建华，由于传出被带返大陆的消息而导致舆论哗然。其实，最近中国还有几名所谓资本运作大鳄出事，譬如深圳的黄信铭等。
过去十多年，中国大陆最赚钱的行业，不是制造出口，不是石油化工，不是电信，甚至也不是房地产，而是“资本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说穿了就是买卖资产。由于中国大陆不同地域和行业都有各自的正式和非正式条例，因此掌握这些条例执行的行政部门，和资本运作之间便有了天然的多种联系。通过资金和资产的多次交换，不少人可以迅速致富，其崛起速度令人瞠目，其中的黑幕当然不能为外界所知道。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财经》杂志率先报导的山东鲁能收购案。某投资者，两年之内，先以数千万人民币收购价值20亿的山西煤公司，再以30多亿人民币收购价值700亿的山东鲁能公司，于是两年内身家从3,000万变成600亿。这种中国速度，背后运作的原则并非“资本主义”，而是专制主义。因为实际上这些交易都是腐败行政制度下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北京以“反腐”作为树立新政权威的核心武器。等到几位前政治局委员落马之后，民间或许以为当局手段已经足够“霹雳”，但对圈内人来说，那些仍然不过是小儿科而已。譬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官方称他贪污受贿1.29亿人民币；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贪污受贿金额，加上在法国的豪宅在内，只不过是1,000万人民币加200多万欧元；最厉害的是解放军原总后装备部的谷俊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6亿多人民币（有报导说谷案涉及300亿资金，但那是“产值”，包括行贿资金，而“实现利润”约6亿）。几位贪官，从军从政数十年，所贪所贿不过如此而已，和山东鲁能一案比起来，实在是只能算“小巫”。
反贪腐操盘手王岐山，大概是最熟悉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中共高级官员，他应该非常明白这些“资本运作”当中的各种“猫腻”。然而，“资本运作”涉及多种法规、法律条文，牵涉人物众多，而且其中还包括大量现在仍未落马的高管及其子女和家人，触动着一块，等于是触动目前中国高级精英阶层的根基。
其中的重灾区自然在上海和北京，但实际上香港也极为重要。香港不单是“内资外走”的渠道，也是虚假外资投入中国的最重要渠道。香港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也是大陆贪官白手套满天飞的地方。因此中国反腐如果深入，香港会出现比肖建华更令人震撼的事件，绝无可疑。
贪腐腐败固然是黑白鲜明的事情，但在现实当中，从黑到白，中间有数不清的灰色地带。“资本运作”的贪腐方法，正是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域。北京要纵入反腐败的深水区，金融、资本、证券、上市企业和资本买卖这个领域，始终必须清查。
圈内传说，北京最高当局曾担保肃清腐败，要“五年治标、五年治本”。如今中共十八大的中央剩下最后一年不到，年底就要开十九大，五年眼见将结束，而“标”的问题仍然比比皆是。十九大的五年“治本”期，实际上明年即将展开，中共面临最重要的抉择，是坚持过去造成严重贪腐的制度，还是改弦更张？还有待继续观察。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