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1日讯】三农问题学者张英洪2007年在溆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案例，1927年2月26日溆浦县委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地斗争一个外号叫陈老二的地主，县委宣传委员向五九对着喇叭喊：“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场雷动的掌声。一位叫杜元富的“当”地一枪打在陈老二腿上。随后士兵连发数枪，群众蜂拥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一块肉拿去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溆浦农民运动中两个阶级相互厮杀的血腥气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卷土重来。
何之光参加了1950年7月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工作，他作为邵阳地区青年团的负责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阳县委参加土改。
据何之光回忆，中共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后，土改开始变得残酷。“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
还有一项工作是“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原来已经反过恶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并且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
这种以经济为目的的扩大化，在溆浦的土改中同样存在。溆浦土改时到底杀了多少人，当年的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郭静秋也不知道。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将溆浦滥杀的情况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溆浦把名单和数字报上去，县长县委书记急忙到区里要统计数字，可是区里谁也统计不出来。
由于错杀，有农民用了一句当地熟语形容这段时期——“鱼怕坏塘、人怕坏皇”，表现当时的大环境。 有土改亲历者在讲述他们目睹的惨状，“那时，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枪毙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农民，犯了什么砍脑壳的罪？”
土改运动在各区划成分时，一直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这种划法从政治层面，能将自己和敌人界线划得异常分明。从经济层面考察，多划出来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产和房产，分到浮财如细软等“胜利果实”。
同为湘西，邵阳和隆回的情况也相似，“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
何之光回忆，“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
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
成分划分也变得随意起来，划成分有时就是几个人一对，认为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郭静秋讲述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时提到的这句话，是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的。
在这种非常左的意识主导下，郭静秋完不成杀人任务，就是右倾。地委开会时要求他报杀人计划，他说大概杀十六、七个，小组会上受了批评，批他右倾。他回到江口区与赵中财书记商量后，决定还是报一二十个，结果后来一次就杀了十几人。
1955年后，郭静秋在回忆土改工作的失误时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务。”
群众大会，是“根子”(由工作队发现、并培养阶级斗争意识的最穷苦农民)诉苦、带领群众一同声讨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愤的大会。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以及会后拉出去“打掉”(即枪毙)地主、富民，是提高农民觉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斗大会上带头诉苦。批斗大会是翻身的关键，因为“几千年就看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会”。郭静秋主持过的一个批斗会上，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并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块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众吓了一跳。当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时，郭静秋制止了他。
一方面，是以根子为代表的农民对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报复、贫农被威胁也时常发生。
1952年3月桥江区委书记于永起，在凉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杀案。土改根子邓南彬一家6口被杀了4口。贫农邓南彬被砍得满脸血肉模糊；他女儿脖子被砍数刀，头搭在床边，人死在床上；他的父亲吊死在楼枕上；重伤的妻子已不能回答问题；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儿没有受伤。
还有地主用语言威胁：“你斗争地主积极，全村第一，将来我要向你学习。”
(记者罗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