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9日，这个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的冬夜里，曾经被中共认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齐，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第二天，人们在翦伯赞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负责“看管”翦伯赞夫妇的退休工人。在翦伯赞的左上衣袋中，发现另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反复写了三遍的话：“毛主席万岁！”
翦伯赞实在交代不出来什么呢？就是十年“文革”中毛泽东打倒的最重量级人物——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当“叛徒”的情节。
从1968年10月下旬起，由周恩来任组长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成了翦伯赞家的常客。
第一次见面，巫中就给翦伯赞来了一个下马威，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巫中讲了1935年刘少奇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伯赞站着，愣在那里，惊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了。”巫中立定身子，大声喝斥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后，才愤愤离去，并撂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时间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甚至直接威胁说：“翦伯赞，我们早已掌握了你和他的关系的证据，这个问题你不揭发交代，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汽车就在外面停着。”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巫中说这话时，是拿着手枪顶着翦伯赞的脑门子说的！
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翦伯赞说了不少违心话，但是，“叛徒”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明明没有见过刘少奇当“叛徒”，却非要诬陷刘少奇不可，这超过了他做人的底线。一个不愿违心说假话，另一个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这场“强盗”对“书生”的博弈，让翦伯赞身心交瘁，连续几天，夫妻俩相对无言，通宵无眠。联想到第二次“史学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的无数次批斗、肉体折磨和人格凌辱，一辈子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翦伯赞，实在看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只好“自绝于人民”……
翦伯赞曾经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并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共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
1952年，中国大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翦伯赞转到北京大学，任一级教授，任历史学系主任长达16年，任北大副校长6年。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直到1963年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翦伯赞一直紧跟毛泽东，比如，1952年批张东荪，1955年批胡风，1957年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都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腔，摆的是当官的谱。但是，毕竟他是从中华民国走过来的老知识份子，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喝过洋墨水，在历史研究中，多多少少保留了一点中国传统文人的东西，不主张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说成阶级斗争。就是这点仅存的“正常人”的思想和言论，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1963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才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狂喊乱叫声中，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戚本禹，分别写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不点名的批判了翦伯赞的史学观，掀起了所谓的第二场“史学革命”。
这场“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引导下，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性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好汉。然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挖祖坟”运动，将五千年神传文化全盘否定，将所有历史文物古迹几乎全部毁坏！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再次对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批判。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1966年3月，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同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直接点名批判翦伯赞。
被毛泽东多次点名批判的翦伯赞，到了“文革”时期，受到的待遇，就不仅仅是没完没了的思想大批判了，而是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摧残和羞辱。年近70岁且身患多种疾病的翦伯赞，仅1966年6、7、8三个月，就被批斗100多次，经常被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飞机”。有一次，还被从厕所中揪出来，有人将纸篓子扣在他头上，差点被揍死。而在1967年聂元梓等人举行的万人批斗翦伯赞大会上，卧床不起的翦伯赞是被平板车拉到会场的，因站立不稳，就让他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立，一斗几个小时。这个镜头曾被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
1966年8月26日的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中记载：“（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伯赞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黑屋子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家里的钥匙被收缴，家俱几乎全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所剩无几。据说，翦伯赞湖南老家的祖坟也被挖了。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毛泽东是要让翦伯赞、冯友兰给全国知识份子当“反面教材”用的。此后，翦伯赞夫妇从被关押的小黑屋搬回北大，被分配住在燕南园64号。据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说，周恩来办公室曾经来人问翦伯赞有什么要求，翦伯赞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是斗我的时候，让大人来斗，别让孩子来斗。”
1968年12月18日深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服安眠药自杀。12月21日，北京大学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他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几个反面典型，给整个知识份子作榜样，让全国的知识份子在他面前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不敢说半个“不”字。
翦伯赞一死，毛泽东的如意算盘落空。他非常生气，立即把当时的中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北京大学军管的军人全部被调往外地。
可悲的是，一直到死，“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正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毁灭中国知识精英的罪魁祸首！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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