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特稿】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北京时间：2017-02-10 08:08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出现。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巴黎公社的出现，到苏联、中共等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共产主义思潮曾泛滥一时。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共产极权制与民主自由制两大绝然对立的阵营。

一百多年的历史显示，共产红潮所到之处，伴随着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共产运动重创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造成了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人间天堂”的假说，将十几亿人带入了“人间地狱”。其对信仰的迫害、对道德价值的摧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

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党体制，本是人类在过去探寻出路，希冀化解危机的实验。但事实证明，它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反而给人类招来了巨大的灾难，把人类引向毁灭。

在共产主义逐渐瓦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对此种学说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产主义思潮在自由社会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现。因此，辨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杜绝共产思潮之祸害，对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一、共产主义的产生

共产主义的出现和传播与人类社会的两个重大变化有关。其一是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国家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企业和银行破产，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人们在苦闷徬徨中挣扎，对现实感到失望，从而进行反思，而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机制还无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渐渐兴起。它把矛盾根源归咎于私有制，认为雇佣关系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只能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因此提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相关事件是1859年《物种起源》的发表。进化论假说，推动人背离对神的信仰。共产党把“物竞天择”的理论带入阶级斗争之中，使“斗争”成为共产党维持政权的手段和动力。在追求经济平等的驱动下，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幻景迷惑了不少追随者。

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19世纪西欧的工人运动，以卡尔‧马克思所着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基础。自从1917年苏俄共产党诞生后，共产党政权在多国相继建立，它们发动暴力革命，在各地制造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和动荡，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秩序。

追求美好本是人之天性，无可厚非，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亦属正常，但是，共产主义宣扬无神论，宣扬阶级斗争、仇恨与暴力，摧毁人们几千年来的信仰、文化与传统，则将人类引向了一条灾难之路。

二、共产主义的背后

《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并非光明的学说，它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它背后是魔鬼的化身。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毕灵顿等学者的系统研究，共产党起源于18世纪德国巴伐利亚的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帮帮主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是个魔教信徒，信奉撒旦路斯弗（Lucifer）。“正义者同盟”，便是光照帮渗透和控制的一个外围组织。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布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宣言。次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运动开始兴起。

光照帮的邪教纲领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均被共产党完全继承。例如，《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曾说：“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残暴与欺骗，是共产党政权的共性。共产主义学说，以创建“人间天堂”蛊惑人心，实际却敌视人类。对人类的仇视，是所有共产主义思想“导师”的共同特点。近年披露的文献和学者研究显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撒旦的信徒，或者说皮相为人，撒旦为魂。

1. 信奉魔教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但是在大学期间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教的一员。

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而马克思的儿子艾德加于1854年3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中，开头一句竟然是“我亲爱的魔鬼”。

此外，马克思在诗作和所创作的剧本中几次写下“渴望向上帝复仇”，并多次流露出对世界的“仇恨”。例如，他在《绝望者的魔咒》诗中写道：“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马克思学生时代写过一部剧本《Oulanem》，其中宣称，他为了将人类拖入地狱而存在。他写道：“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仇视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认为他们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他称人类是“垃圾”，他们“粗言秽语”，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马克思在著作中声称为无产阶级奋斗，另一方面他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他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利用“共产主义”为圈套，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最具讽刺性的是，对于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称之为“粪──污秽之书”。

2. 残暴的列宁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列宁回到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共产主义对人类的仇视，从苏共这里开始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暴政和屠杀。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信奉撒旦教一样，青年时的列宁也是如此。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托洛茨基在其写的《青年列宁》一书中提到，列宁16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作家阿丽德娜多次见过列宁，她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着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

“对革命而言，保证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列宁夺权后，便依此行事。1917年，他亲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即“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查、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推行红色恐怖政治。1918年，苏俄建立了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

列宁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1922年，列宁在苏共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甚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列宁的残暴，还表现在其对沙皇尼古拉一家实施灭门枪决。1918年7月，被关押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未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共有11人被处死，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而正是这个沙皇，在列宁流放期间，给予了他宽松自由的生活条件，每月还为他提供8卢布的津贴。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他临终时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其中提到，“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3. 独裁者斯大林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他曾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斯大林15岁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背弃神，走向撒旦。日后，当斯大林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恶魔”，另一个笔名则是“恶魔般的”。

1912年，“斯大林”成为其新的笔名，意思是“铁人”。就连列宁都说，斯大林是“党内最冷酷无情之人”。而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这样评价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这些劳改营因为极端恶劣的条件而臭名昭著。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有50多万名古拉格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发生了饿死800多万人的大饥荒。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演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共有200多万人被镇压。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4. 暴君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共供在“神坛”上的暴君。毛泽东一生都喜欢整人，他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同样嗜好暴力。毛泽东好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毛泽东执政期间，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些荒唐而疯狂的运动，造成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时毁灭了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可谓惨绝人寰。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毛泽东肆无忌惮地说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共产主义者对生命的漠视。共产党的暴力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共产党存在，它的暴力本质就不会改变。

纵观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人们都普遍敬畏上天、信仰神明，相信有天理在衡量人间的善恶。因此，人们能够珍视生命、心怀恻隐、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对维持人类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共产党却要从根本上打掉人们对上天与神佛的信仰，而把那些狂妄凶残、毫无道德底线的领袖们推上神坛，顶礼膜拜，并用政权权力强制执行，如毛泽东要人民不信神而信他。这是彻底的魔教表现。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在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在全球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于共产暴政的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如果不是魔鬼上身，如果没有对人类的极端仇恨，怎么可能制造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几乎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在正常社会中，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已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变态抢劫犯。所以，共产党在组织形式上是流氓黑帮，背后是魔鬼的化身。

20世纪遭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大纪元制表）

三、共产主义的“党国体制”

共产主义体制实行的是党高居于国家之上的“党国体制”。共产党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无处不在，党凌驾于一切行政机构、宗教团体和社会力量之上。党是真正的决策者。党控制着一切经济资源、个人发展机会甚至人的思想。党性高于人性，党的需要高于一切，党的正确性不容挑战。

但是，党的领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正确，因而，他们只能用不断的清洗和制造恐怖来消除那些指出他们错误的声音。在共产党的早期，他们会给对手扣上“修正主义”、“托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现在的罪名则“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毛泽东自己明明认识到“大跃进”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可是，当彭德怀指出这种错误时，毛就必须把彭德怀打倒。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彭德怀比毛泽东更正确，那么彭德怀就更有资格领导人们奔向“共产主义天堂”，毛就应该把最高领袖的位置让给彭了。所以当你提出与最高领袖不同的意见时，“篡党夺权”的帽子，非你莫属。

“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被打倒，也是因为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向党的各级干部证明了他比毛更正确。毛因此不得不退居二线。但是，当毛一旦卷土重来，刘就必须被置于死地。

由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错误不断、罪行累累，欠下了无数血债，因此中共随时都有失去权力的不安全感，尤其恐惧在失去权力后被追究罪责。

这种“不安全感”决定了共产党必然会监视自己的百姓（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建立“一言堂”宣传系统以美化自身，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并禁止百姓发出声音﹔在内部强调“党性”，以保证领袖的意志可以贯彻执行﹔通过洗脑教育奴化人民，让人民误以为除了“党的领导”别无出路等。

四、对内的镇压

“党国体制”的建立，离不开暴力和谎言。对内镇压人民，是共产党政权的通用手段。

“十月革命”后， 1917年11月，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举行，列宁的布尔甚维克只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于是恼怒的列宁用机枪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用暴力清洗反对派和被怀疑为潜在反对派的所有人，执政的第一个月就杀死数十万人。

1918年6月，苏联强制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大崩溃。大陆学者的研究论文记载，“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

为了压制民众的不满，列宁决定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斯大林上台后，更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

如此清洗运动，在中国也同样发生过。从毛泽东夺取政权后不久制造的“高岗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仅那些替中共打下江山的人难逃噩运，大量的普通人也在整肃中家破人亡。

共产主义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高权力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授权过程，也不需要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加冕。只要谁在暴力和欺骗上技高一筹，谁就可以戴上最高权力的王冠。

所以，从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到金正恩，因无“安全感”而怀疑、因怀疑而清洗、因清洗而屠杀、因屠杀而更无“安全感”，共产权力的运作便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1999年，当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中南海红墙外和平请愿，希望拥有信仰自由和炼功自由的时候，江泽民出于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发动了持续至今的倾国家之力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在当晚写给政治局的信中，连法轮功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通篇都在讲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担心幕后有高手指挥、有敌对势力在背后等。这些杯弓蛇影的猜测，便是江泽民的镇压理由。

到了2011年，中共用于国内镇压的“维稳”费用超过军费开支，足以说明中共和百姓处于战争状态。中共认为，镇压百姓需要投入的资源比对外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所需的资源更多。

共产党的屠杀机器一旦开动，便难以停止。只能用更大的屠杀来制造更大的恐怖，以恐吓人们不去追究上一次屠杀的责任。在恐惧中，人们的不满虽然会被暂时压下，但是，下一次爆发只会更加猛烈，而这又将导致更大的屠杀。这就是共产党暴政解不开的魔咒。

五、对内和对外的欺骗

单纯依靠暴力的政权难以持久，于是，谎言出台，成为中共暴力的润滑剂。凡是维持政权较长时间的共产党，如苏共和中共等，都深谙欺骗之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高喊民主的口号，发布各种亲美的文章，不但令很多知识份子受骗、投奔延安，加入反蒋介石的合唱，而且连美国也停止支持中华民国，最终导致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大陆则沦陷到中共手中。

之后中共开始系统地篡改历史，将“万里大流窜”的败退逃跑，宣传为“北上抗日”的长征﹔将躲在陕北坐视国民党抗日的共产党美化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改写为“解放战争”﹔将饿死三千万人的人祸“大饥荒”扭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将十年文革的责任全部推到“四人帮”的头上﹔将“六四大屠杀”包装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妖魔化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将数十万甚至或达数百万人被劳教、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人权灾难描绘成 “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是个法制国家”。

对外，中共“喉舌”媒体大肆输出谎言，制造虚假新闻，欺骗国际社会，标榜其为“人民”服务，炫耀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权益所换来的GDP的增长数字。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共决定何时敞开国门、允许谁进来、让他们看什么、不能看什么、可以或不可以与谁会面。另一方面，中共每年耗资100亿美元，展开全面“大外宣”，以展现“软实力”为名义，实则对外渗透红色共产意识，将对内的严控延伸至海外，染指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企图动摇民主社会的根基。

在前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窃取了国家政权。而在欧美等许多自由国家，共产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在这些国家里，虽未出现共产国家的暴力形式，但是，其所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实际上也和共产主义思维一脉相承，即“合法”地抢劫财富。此外，在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泛滥的国家，大多出现经济停滞、族群撕裂、背离传统等问题。

六、反传统和反人类的手段

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体制都是反传统的。为了配合镇压，它经常采用的宣传手法是：妖魔化某个团体，如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六四暴徒、法轮功修炼者等，以此煽动人民对某个被打击群体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统早已沦为“反人类”或“种族灭绝”的宣传机器，它所宣扬的道德观也是反人类的。

（1）经济上的反传统理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应该以勤劳和才智养活自己，做生意也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抢劫”和“变相抢劫”。即使在当今的正常社会里，试问，谁愿意自己的合法财产、辛劳果实被别人强行夺走？人们出于善良和同情，施舍助人，那是人性美好的体现，但是，一个国家政权或任何人若公然抢夺他人的正当财产，则违背了基本人性与天理。

时至今日，中共的各种强拆、对私企和外企高额征税、对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收费、各种乱罚款、对自然环境的掠夺、对世界知名品牌的“山寨”和对外倾销等都是“抢劫”思想的延续。

在西方社会里，为了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法律必须秉持公义，因此即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其核心价值也与这些国家的传统道德和法律一脉相承。这也体现出，尽管经济和社会形式在变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稳定的、传统的。

反观共产党的“抢劫”则毫无公义可言，这种共产经济理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或是现代自由社会都无法接受。

（2）“反人类”的道德观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因为来自神的诫命或者宗教经典，所以又可称为“普世价值”。佛家认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恶同存。正教信仰都是为了约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实和增强人的佛性。当魔性尽除，人将回归天国。人性中善的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中国人把良知称为“天良”。

而共产党却另外搞了一套道德体系，称之为“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造和训练“仇恨”，如雷锋所说“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在夺权阶段，共产党需要制造对现有统治者的仇恨﹔在夺权结束后，需要制造民众之间的仇恨以避免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对抗共产党的力量。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等等。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共产国家的人们每天中午11点，要集中起来举行长度为两分钟的仇恨训练仪式，对着屏幕上出现的党的仇敌尖叫、咒骂，发泄心中的恐惧和愤怒。这个看起来荒谬的场景，六十多年来，其实一直在现实的共产国家里以其他形式出现。文革时群情激愤的批斗，呼喊“砸烂XXX的狗头”，到文革后的“严打”，再到针对“六四暴徒”的抹黑，还有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污蔑。偶尔还会有民族主义的表演，诸如针对台湾、日本、美国和各种“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的文攻武吓，都与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关。

共产党每次运动必先煽动仇恨，通过宣传机器将对手抹黑成“走资派”、“修正主义”、“黑五类”、“叛徒”、“邪教分子”等，为其镇压找借口。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系统败坏人类的道德，泯灭人的同情心和冷静的判断力。不仅如此，还用“人人表态”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沾上镇压的血债，至少是道义上的血债。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这表明共产党的仇恨训练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运动除了制造恐怖之外，也在试图摧毁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即摧毁良知。在共产极权体制下，一个婴儿在出生后则必须在政治运动中被改造成为丧失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扬“党性”至上，扼杀人性，就是“反人类”。

（3）毁灭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反传统的，在道德上是反人类的，因此任何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会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威胁。所以，在暴政下，传统文化作为道德的载体，无法幸免于难。人类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对文化的毁灭发生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损毁殆尽。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首先开始消灭文化的最精髓部分──宗教：在“镇反”过程中大量屠杀宗教信徒，再派伪宗教学者打入宗教内部篡改教义。1957年，当几大宗教相继成立中共领导下的“宗教协会”后，中共在信仰层面的破坏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后中共开始在文化层面整肃知识份子，发动“反右”运动。

1966年，一批被无神论洗脑、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从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正步入烦躁叛逆的青春期。这时，中共发动了从器物层面毁掉中华文化的运动，即一场遍及全国、狂飙突进的“破四旧”，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毁寺庙、焚烧佛经、殴打教徒、焚毁古玩字画、砸烂文物遗迹、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难，民族之殇。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像中共那样污蔑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回顾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统、手段之恐怖、计算之精准、方法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普通人能够理解和想像的范畴，这也验证了《九评共产党》的论断──共产党是邪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