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5年，毛泽东发动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三年的整风，毛清除了党内王明苏联国际派，争夺了中共最高领导权，并且用恐怖、暴力洗脑，绑架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继续革命。延安整风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延用。
无数爱国青年抱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来到延安，却在延安整风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迫害。迫害的情况，绝不像毛泽东1943年8月说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从1942年2月-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份子总数四万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
许多人被逼疯、逼死，或像王实味那样的“托派”、“叛徒”、“特务奸细”被成批处决。据文献记载，整风进入高潮的“抢救运动”，直接导致了数千人的死亡，自杀成为摆脱恐惧的唯一出路。下面只是摘取部分作者的相关文字。
把人整疯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了无情打击。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位女同志被打得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寂静时，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传出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屈打成招，延安遍地特务，人人特务，康生说‘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
——韦君宜《思痛录》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下卷页436）——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逼得自杀
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方成《我在延安被“抢救”整风运动的真相》
《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李又然说鲁艺的抢救情形：“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高阳：王××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下卷页725）——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1945年9月萧军见到在保安处囚禁了三年的高阳，后者讲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他是“死特务”……（下卷页756）。——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中记述了延安鲁艺画家石泊夫先生家破人亡的悲剧：画家石泊夫，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说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夜里，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后，点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第二天领导周扬在操场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秘密处决
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荫克义，整风中以“特嫌”被单独看管，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共撤退前，和其他“政治犯”被一起成批处死。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475——（《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Jean-Louis Margolin着，郭国汀译。）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中披露出不少受害者被秘密杀害。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𨱍头把脑壳砸烂等。
这些零星的历史碎片，令人触目惊心，足以证明延安整风的罪恶。上述只言片语，主要是从当事人回忆录摘录下来的。亲身经历者，对那段经历的悲惨和丑恶都刻骨铭心。反思历史后为警示后人，有人说了真相，讲了实话。
中共一直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把延安整风当作中共的“伟光正”历史放到教科书里吹嘘。而实际上，延安整风这段历史是中共的禁区，历史档案是机密，因为里面藏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丑恶。从延安整风走过来的人都有同感：延安整风是文革预演，文革是一场大的延安整风，可见延安整风运动遗祸无穷。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