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他统治中国近27年中，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特别是由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可以和毛相比，被他直接和间接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据《九评共产党》透露，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毛的杀人历史
毛的杀人历史早在中共政权建立及建立苏区根据地时就开始了，前边提及的肃反大屠杀就是其大规模杀伐的开始。
毛杀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个阶段为主。
第一阶段在苏区和延安。主要指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在肃反运动中，至少有10万红军被杀。而延安整风运动亦有数万人被害。
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运动：土改和工商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在讲座中曾言，“一年土改当中杀了260万地主”。国外学者统计镇反运动中有100万到200万人被杀。三大运动中，保守估计死亡人数是240万(中共公布的数字)，实则遇害人员最少在500万人。
第三阶段反右时期。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中共方面给出的数据称，共定性右派317.8万人，其中80%以上是知识份子，不少人家破人亡。蹊跷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右派平反”，却说给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剩余的200多万人哪里去了？
第四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毛一意孤行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社会浮夸成风，并导致了3,000至4,000万人被恶死的惨痛后果。
第五阶段是文革时期。在这漫长的十年黑暗岁月，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元帅、各级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有多少人遇害，至今官方没有确切的数字。美国研究世界大屠杀的权威学者鲁密尔教授研究认为是700万人，海外学者丁抒的研究结论是200万人左右。
在毛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钱。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杀的人比1955年的“肃反”多了许多。到了文革，打死的和自杀的数目更是远远超过了“反右”和“肃反”的总和。
毫不夸张的说，毛时代死于冤狱的人数，多于历代冤狱致死者的总和。而历代的开国者没有一个如毛这样嗜血成性，没有一个如毛这样乐于不断的发动运动。这样的毛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破坏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尤其是文革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作为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无法推卸责任。
毛和中共对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坏体现在：
第一、对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场所的破坏。具体可参加《共产党“五大导师”毛泽东（一）》。
第二、对文物的破坏。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文革“破四旧”中，众多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如民主党派高官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见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三、在精神层面上的破坏。在中国的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巩固人类道德水准，对那些想回归天国世界的修炼者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而中共通过打倒知识份子，毁坏书籍和庙宇，向人们灌输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让人们放弃了对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和遵从。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对农村传统结构的破坏上。中共建政初期，通过煽动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农村中对社会的稳定和对百姓的教化起着重要作用的的士绅阶层，取而代之成为农村领导人的大多是那些无赖农民。当今农村黑社会化就是文革的恶果。
输出革命参与杀伐他国百姓
毛和中共不仅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而且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并提供资金等。
比如支持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寮国、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发动武装革命，支持南亚国家发动暴力革命。其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赤棉的波尔布特。尽管赤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
此外，印共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其发动的“那夏里特运动”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拉美、非洲。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对毛顶礼膜拜的形成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歌曲《东方红》并不陌生，因为它与带给中国人无数灾难的“毛太阳”联系在一起。不过，该曲调却是取材于陕北情歌，1943年由小学教师李锦祺重新填词。
1942年的整风运动最重要结果是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确立了毛的权威，并开始了对其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典型标志是喊毛万岁，将各种封号贴在毛头上，如“伟大的革命舵手”，唱《东方红》等也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甚至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
中共建政后，环绕在毛身上的光环使中共的追随者和被欺骗的民众视毛为人民的“大救星”，但是由于苏联于1956年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暂时放慢了步子，并官方正式表态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毛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说，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
毛的这种心理为林彪所深知。60年代初，刚刚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率先在军队开展了神化毛的运动，并推广到全国。1964年5月，军队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很快便以“小红书”著称并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的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随之，全军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在其后的3年时间里，军队出版了数十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和大约1.5亿册的《毛泽东选集》。
1964年，中共还推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并且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街道上、房间中，到处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毛的“红宝书”遍地都是。而毛本人是非常赞同这种个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雪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对毛崇拜的结果就是文革的疯狂和几百万人的惨死，而今天仍有人不遗余力的崇毛，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不敢公开毛所做的诸多恶事吧。中共至今仍将其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和死尸摆在天安门广场，不正说明中共是最大的迷信者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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