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每次逃亡高潮，都出现在中共政治动荡大开杀戒或经济危机民不聊生的时期。文革期间的“逃港”，曾有过一天逃港7万人的“井喷”记录。文革逃港潮，知青是主力军。
《偷渡香港》作者陈通教授于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据他调查统计，70%的逃亡者是失败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机会成功到达香港。
他说，最保守的估计，当一个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时，至少有一个人死在逃亡途中，还有许多人逃亡失败被抓捕毒打、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被枪毙、被饿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杀。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万人死在偷渡路上，两千多万人参加偷渡香港这一行列。
当年有多少知青卷入这场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据民间调查，在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的卷入偷渡潮的都有。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所中学，该有多少人？他们历尽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陈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广州培英重点中学，那是座百年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但68年，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生，约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乡。这些学生下乡两年后，197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逃港，汇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惨烈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个钟头。中途所见，永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敢偷渡。——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我们那条船船员说捞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
上面这段表述，来自一名逃港知青的亲身经历。知青死于偷渡的确切人数虽然至今不知晓，但其惨烈过程有很多亲历者。上面这段口述历史记录，或许也已经对死亡数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据和失踪的梁启光同住一茅草房的知青回忆：那天他们四个在我这里吃饭。梁城根不是我们队的，在东瓜宇大队。我隐约知道他们是商量偷渡。吃过饭后他们就动身了。大约过了半月，快过年了，梁启光的姐姐到我这里来找弟弟，说她家在香港没亲戚，应该不会是…… 我说那天你两个弟弟在我这里吃完饭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门，她就大哭，说现在没有一点音讯……其实，梁城根的母亲也一点都不知道儿子走了，以为他还在农村。以后听说是台风翻船死的，都没有办法证实，不过我记得他们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风了……
另一同学赵X琦回忆：1973年的7月，偶遇沙螺湾大队民兵营长刘金喜，他问谁叫梁成根？原来，一年多前，刘曾接到宝安县的通报，说在一具知青的尸体上找到一张“南沙公社东瓜宇大队”的证明，尸体被宝安渔民的拖网船所捞到的，然后就扔到宝安让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风的那个夜里，有四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陨在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里，亲人们始终在苦苦寻找，等待他们突然归来， 因为无法接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然而，他们的母校早把他们忘干净了。现在广州培英中学有漂亮的校史馆，但校史上对当年老三届的偷渡和死亡不着一字。
当年广州“老高三”知青黄东汉说，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下，或惨死在枪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当年偷渡死亡的数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晓了！但肯定不会是个小数字。
1978年夏从汕尾出发的一条小木船在大亚湾沉没，45个年轻人无一生还。他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和一个街坊一同葬身大鹏湾。1973年12月里，从碎石斜坡滚落下来的胡向坤苏醒过来时，发现10米外的两个同伴早已气断身亡……
逃港知青说，我们不是英雄，是文革知青，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们本该升学读书，追求理想，却被迫“起锚”、“扑网”、“蹈海”。我们的青春如同一场噩梦，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幸存者，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了纪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个个在逃亡过程中消逝的生命，记录下是中共暴政带来的苦难。
碑址选在了逃港中丧命最多的大鹏湾沙头角岸边，以纪念那些消失在漫长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飘大海的青春伙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