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共产党应对一切反常理、反人伦局面的武器就是一个厚颜无耻。
人类常理、常情、人伦、廉耻等关乎人类天性特征的共识形成远在国家出现以前，对这种公认共识的承认，构成人类群体中人与人之间互信的伦理基础。基于这种共识，人类群体中的任何个体，对特定情形下他人的行为选择有了可预期的结果判断，但这种以公认共识支持的可预期心理安全基础在共产党出现的社会里被毁灭性颠覆。
人类无论何时、何地、在怎样的族群中，在任何文化形式中，若出现一个自己出生以后绝不允许再有其他人出生的人，他的邪恶及反人理恶行会是空前绝后的，共产党就这么干。从它获得力量之日起，便绝不允许再有其它政党产生。它无耻地以它今天的所作所为否定着它昨天的历史——组建政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反抗暴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它正以它不含糊的反人类罪恶为自己拓通了死途。
人类群体中的派别就像自然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一样。派别是一个文明社会健康活力的条件，强制消灭派别就是在瘫痪一个社会的命脉。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派别林立的社会，就像不同面孔的人之间必须相互容忍一样，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容忍不同派别的存在，这是大家共同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代价。只有允许不同派别的存在，自由才有意义。
众多不同的意见和意志在大家共同认可的体制秩序及规矩下妥协共存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般常态，而愚蠢独裁党的共有恶习便是追求全社会意见或意志的同一性，扼杀一个社会的活力及至灵魂。
已显明了的人类历史的普遍经验表明，反对党在一个正常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一个社会保持健康活力最要紧的命脉“器官”。在同一宪政秩序内，互为反对党的政党相互监督、制约，是止绝暴政、止绝专权及止绝同一利益集团对决策权独霸垄断之无可替代的保障，是当下世界所有的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活的真理。
另一个已显明了的铁的规律是，凡一党独裁的国家，必是官权暴虐、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恶势力横行、人性沦丧、人伦坠陷、民不聊生的社会。之同样是一个活的真理——试看今天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社会及朝鲜的现状，在今天这样的资讯及交流频生的时代，这已是一切尚存人性的正常人之常识了。
政党，其实就是个社团法人组织。就法人本身而论，它与其它社团法人在法律权利能力上并无不同。企业法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政党不过是经营政治以实现其政治价值的法人。但政治价值并不是它唯一要实现的。它本质是一种因经济利益及社会利益观念趋同的一类人共同组成的政治派别。
正常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政党，它们清楚自己作为政治派别的意义，它们从不企图代表全国全社会的利益。世界范围内，除了独裁党以外，没见到有一个文明人组成的政党会有意识地、主动地承担久远雄大的历史责任。它们一般都不靠意识形态和宏伟的巨大的历史目标来吸引和激励党的成员，更鲜有以“铁的纪律”、“崇高的理想”来要求党员忠贞不渝。
便是政治本身，它原本就是大家共守的规矩，一种以这种规矩为基础的行为过程，说俗点，它就是为一个国家公民及社会服务的工具，也就是我们人群生活的一部分，压根就不需要，更是不可能不别昼夜、不舍须臾的“伟大、光荣、正确”。
任何正常人类群体中，任何抱团的初衷，无不旨在增益大家的福利，保护大家的安全而不得损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更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死活。而共产党的邪恶生命本质决定了它是这个世界的例外。它的邪恶、嗜血、凶残、冷酷外加无底线无耻在人类迄今记录史上空前绝后，其中最血腥、恐怖及无底疯狂、无底线无耻的则是中国共产党。我曾在一篇文字里控诉了它在和平年代造成无辜人民非正常死亡不低于八千万，后来有人说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有着自证功能，2017年后历史将使怀疑者清醒。
在中共挂牌地狱囚禁中他们不给我书看，对此用他们的话是“进行了殊死的博斗”。后来狱方有点让步，但极不情愿，先是给提供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著作，如《道德经》《诗经》等，后开始提供毛泽东选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不仅理论而且还体系，再后来就是纪念中共“打江山”杀人放火的“丰功伟绩”等内容。
但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看到了许多的历史真实，其中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将军夫人传》里就提到，说受左的思潮影响，到1962年，全国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到1963年，已有2500万至3000万人死于饥饿。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缩水的数字。大部分国内外学者倾向于4000万至5000万之间。
仅此，何其的骇人听闻，数千万生灵骤死，海量的家庭、更其海量的亲情灰飞烟灭。“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数不清的昧灭天良的癫狂运动，每个运动中无不以人、以人的生命及自由为毁坏对象，永不可统计清白的海量的无辜人民的生命便在这样骇悚天地的癫狂中永远地堕入黑暗。更有更其庞大数量的人民，被这个人间恶魔拖至永不能摆脱的痛苦大泽中。中共在中国的罪恶生命过程之主要形式，便是不知疲倦地制造着多如牛毛的罪恶，以及以更其邪恶的犯罪手段掩盖罪恶。
作为个体，中共视我为“六四”之后最危险的存在，这绝非它的臆断，它在作恶及掩盖罪恶方面的出众头脑是绝不可低估的。
2006年8月15日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中共党徒每天不低于十一人就昼夜住在我的家里进行流氓骚扰的同时实施所谓的搜查。他们搜查出重达26公斤的全国各地冤民来信，他们掂量出了我的“可怕”——知道了太多的泯灭天理的血腥罪恶。几乎每一个来信者都有亲人被共党党徒杀害，不仅告状无门，而且因告状遭致更其骇人听闻的迫害。那26公斤的冤民来信里，有着这个世间最为沉重的冤情和最为沉重的、永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它只是这国，在共产党制造下的罪恶苦海里的一滴水。
山东的两位老人找到我时给我了几斤香油，他们很平静，眼里、脸上却隐显着一种久积了的无助和哀伤。面对面而言语极少，明显使人感到一种沉闷、压抑。他们留下了上访材料就走了。
我当时是在肯德基店里与他们见的面，我为他们每人要的一杯可乐原封未动地摆在了我面前，我心里哀伤着——这是我每至这种场景时已成了规律的心境——因为我明白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但当我打开他们给我的上访材料时，一沓彩色照片掉在了餐桌上，我的可乐也再喝不下去了。一个年轻死者的血——照片里，那血红艳艳，仿佛满世界都是，其实只是那年轻死者的全身，我永不能忘却——那年轻人瞪大着一双白茫茫的眼。
我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提起香油就跑——把两位老人追了回来。当两位老人再次坐在我对面时，我一时似是忘了要作什么，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我才反应过来，“这香油你们拿回去，我不能要。”我向他们递过去。其中一位老人竟默默接住，完全没有相同情形下国人惯常的客套。我们都无助地互视着，过了一阵子，接过香油的那位老人终于开口了:“是派出所打死的。孩子是个工人，他下夜班回家，碰上派出所的人，他脾气不好。”这使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同样是山东的几位农民也提着一壶香油，也是自己的亲人被派出所打死的事。我问他们是否是同一桩事？其中一位平静地说那是挨着他们县的另一个县里的事，说“就是他们介绍我们来找你的”。
邻近河北石家庄一个县（记不清楚了）的一对夫妇同样是肯德基店与我见的面，他们全家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异常平静地向我一张张地展示了儿子生前的照片，当时他们儿子的尸体依然被扣在派出所里。
因为上面要求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数量指标——据说还是政治任务，他们的儿子被抓进了派出所，呈大字形固定在派出所院子里的一个特制的铁笼子里。由于年轻人倔强，不停地辩论说法轮功和平修练、不损害任何人，所以是无辜的，迫害法轮功是犯罪。这种真言最能触动恶党徒们的痛点，也最为他们所忌恨，几个警察整天地折磨他，但年轻人依然揭露不休。丧失人性的“人民警察”拿了一条毛巾，塞进了年轻人的嘴里，用一双筷子生生地捅进了他的咽喉深处，他被窒息而死。
父母因为上访而受尽了屈辱、迫害。当我提及上访绝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找到我也不会带来任何不同的改变时，死者母亲说，“在中国，还能有别的办法吗？”他们的平静使我内心剧烈地震撼着。
浙江有一位老人，从“解放后”开始了他的上访人生，一生上访时间竟达五十多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江泽民上台后的上访发生了更使他悲愤难抑的新变化——不到二十年里他竟被非法拘留过十三次（迄到2006年5月我见到他时止），非以法律名义的、更其野蛮的绑架及拘禁则更是多不胜数。
他的父亲是上海商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其父用十几根金条，从逃离上海的英国人手里买下了一栋气派的洋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租下了他们这栋洋楼，便是抗争最艰难的时期，秘密租用的国民政府竟从来没有拖欠过他们的房租。当时他的父亲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一边以经商为掩护，一边干着于抗战以外的事——“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国民政府撤离上海时也没有忘了给他们最后付清房租。
上海终于“解放”了，他一家的噩运从此开始。“人民政府”要征用（不是租用）他们的洋楼，可他们没有别的住处，国民政府租用时他们一家就住着其中的一套。而“人民政府”只同意给他们留一间（俨然成了房主），他们只能无奈接受。还不到一年时间，一次一家人外出回来时看到的情景，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家所有的家什全部被凌乱地扔出了家门，一家被扫地出门。
人总得有个窝居，他们开始反映、上访，结果惹怒了“领导同志”，认为他们与政府作对是反革命行为。他的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父亲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捎带了一句话：房产予以没收。
由于他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上白纸黑字有记录，二十来岁的他开始了上访。仗着党皮作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党又白白净净地站出来了给他们“平反”。因他的父亲是被以法院判决名义执行了死刑的，所以下决心要“依法治国”了的党也是通过了法院的判决书来为其父“平反”。
我看到了这份判决书。这份“平反”的判决书对前份判决中没收房产事只字不提，于是“平反”——“落实”，上访就再继续进行。但不同的是“人民政府”今非昔比了，他被非法拘留十三次，2006年来见我的时候，老人的上访仍处在看不到尽头的苦渊里。
在宪法起草至有涉政党问题条款的思索时，我提及上述三起我所接触过的上访同胞的苦难，这种思索过程是我感情、记忆翻江倒海的激荡过程。这民族过去几十年的灾难被记忆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上访冤民的身影顶戴起来。据说“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然而，这民族的苦难经历也实在地是有些过分的长了。
长期的苦难压逼，使同胞中的一些人人性或行为变了形甚而至于变了质。今年以来，迎合恶党变态需要的丑恶行经在中国大地上不时惊现，“文革”邪灵鬼影绰绰。洞房夜里新人抄党章，代替了新人之间的亲密；家庭里建起了党支部，装模作样的政治表演代替了悠闲无拘束的家庭亲情氛围，这裸露出了一部分同胞的昏昧灵魂及在巨大淫威底下的无底线乞怜及无底线无耻。所谓“颠狂柳絮随风舞，轻兆桃花逐水流”。这些同胞的脉实在地把得很中，立即就“上了央视”、“上了各大门户网媒”。
从人之常情论，这实在使人格外的难解，他们完全可以在娴静中去感受人伦情趣，并无风险的，然而他们竟作了荒诞记录的载体，作了万众鄙视的符号，干出了人伦以下的行径。任何有正常人类特征的人都能看得出那是用了邀媚乞怜的功夫，倘使真出于人伦真情的互予过程何须公示！他们把古老的人伦、人性、人类私情充了公，换了无耻的买家。
今年以来，恶党接管人性私情的蠢蠢欲动昭然若揭，这是它们在邪灵驱动下的最后蠢举，最明显如，恶党拟在所有所谓的民间社团中强制性地建立党的组织，这种丑恶行径不会丝毫改变它们将骤至的灭亡命运，却对我起草宪法中有关对政党行为限制思想及感情基础生成大有助益。“禁止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或地方自治机关内部、武装部队、国有企业、教育机构及其它国家机构或组织中，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并进行活动。”之条款就是这样的感情背景下生成的。
一党专权的极权制度恐怖记录，使我们必须在未来政治政党发展中对所有政党的生存情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阶段保持着我们的审慎。
任何政治政党，其宗旨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任何政党的宗旨、组织活动必须符合民主宪政制度的要求，必须要有公开的组织机制以保障其成员的民主表达和自由参与。
任何政党，其宗旨不得是企图建立专制集权制度，不得以鼓吹、支持国家和民族分裂，不得煽动民族、宗教、区域、种族仇恨，不得以暴力攫取国家政权为组织纲领，不得侵犯人权、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危害人的健康和社会秩序，禁止设立带有秘密性质的政党或其它组织。
任何政党，永不得被宣告成为国家的政党，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禁止以民族、种族、宗教成员为基础建立政党，任何政党都不得拥有军事组织，尤其是，任何政党永不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这点当永为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教训铭记于史册。
今天中国，政府是魔鬼挂了的人相。国家的一切权力均得由中共恐怖组织直接控制实施，这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个普通的正常人都能认清的是，1949年后，掌握权力的中共党徒就是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皇帝，他们远比元蒙时期的“达鲁花赦”更其的邪恶、恐怖。村里不少一字不识的农民，却都能认识到“谁当了一个单位的书记，那个单位就成他的私人财产了”，没有任何一个有点人性的中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共产党，不仅直接行使公共权力，为了遮盖鬼相，它还豢养着八个“民主党派”。不仅它自己的一切花费由人民全额负担，人民同样还得养着这八个助纣为虐的“民主党派”。
全世界，只有共产党会做出这种无耻的行径。共产党在中国制造罪恶的惨烈后果虽百年无以弥复。我在宪法的序言里特别强调了将在中国大地永绝共产主义恐怖思想及其组织祸患，这绝不是一已感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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