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6日讯】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1966～1970年 72～76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