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漩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着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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