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历史上，冤假错案不少。云南兵团知青“七人轮奸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1974年8月，云南边疆发生知青“跑地震”事件。事发后惊动了北京，住在医院的周恩来下令：出动部队、公安、民兵对外逃知青围追堵截，务必尽快制止知青大规模外逃。
事件起因于一则外电报导，说云南边疆将发生八级以上大地震，震中在“外五县”一带。“外五县”是指滇西德宏州的潞西、瑞丽等五个县。因其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故俗称“外五县”。
大地震消息引起这一带知青的恐慌，为躲避地震，他们一批批集体向缅甸跑。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荷枪实弹民兵全线出动围追堵截。最终，十几个领头的知青被抓捕判刑，同时查出数以百计偷听“敌台”广播的人。
10月，在处理“跑地震”领头人时，宣布了一起“七人轮奸案”：四连7名知青在8月25日深夜曾对一女知青实施了轮奸，为逃脱罪责，他们在8月28日借“跑地震”为名集体外逃，而且，“跑地震”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被他们威胁、蒙蔽、煽动、裹挟着参与的。
“没有那些事，真的没有，根本就没有轮奸案，我是被冤枉的，那些男知青也是被冤枉的……”，这是几个月后，被“轮奸”的女知青哭着向四川日报记者何光珽反复说的话。
回川后，何光珽把在瑞丽采访期间的意外收获，写成内参报告递交给了四川省知青办负责人，继而转到了云南省知青办、省领导。最后由云南省革委会同昆明军区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查，冤案才得以平反。1975年10月，被关押在瑞丽县监狱里受尽刑讯逼供的5名知青被宣布“教育释放”而非无罪释放。即便如此，知青们也知足。如果没遇上良心记者，那么李久元、张绍荣将被判处死刑；邓伯新、肖炳元分别是12年和15年……
二十多年后的2010年7月，又有记者在成都采访了“轮奸案”中的她。她说：1974年9月初，我们好多参与跑地震的知青都被送回到团部。第二天一早，团部的段干事（现役军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在这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说了很奇怪的一段话，“你就是W？我们知道你，你受了这么大的冤屈，组织上是了解的，所以一定要为你昭雪”，说了好半天我才明白他指的就是轮奸案，而我是这个案子中的受害者。我很诧异，说根本就没有这事。但段干事就一再说要我放心，组织上会为我撑腰，并且一定要严惩罪犯。我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但段干事根本就不听我说，一再表示组织上都了解清楚了，而且清楚到在轮奸实施过程中，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又实施了几次等等。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就急了也慌了，赶紧反复强调说根本没有这事。那七人里有她的男朋友，“这怎么可能呢！”
她在团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被人监视。段干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找她谈话，反反复复的要她说出实情，一直反复询问她被轮奸的细节。“记得是在1974年9月中下旬一天晚饭后，在团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可能主要都是团党委的领导，好像是党委扩大会。段干事把我带进去，开始审我。那天我怕极了，全都是领导啊。那晚审我一直审到凌晨，我早就支撑不住了。恍惚中，段干事拿出一份准备好了的文字材料要我签字，里面的内容我也没看，但我坚决不签。于是段干事就威胁我说：‘这个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签字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崩溃了，忍不住的大哭起来。”
那年十月底，她被调到团直属三连。到1975年8月底，他们几人被教育释放出狱，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她此案的平反。“我那时好像已经成了罪人。返城后，她也再没见过男朋友。
当时“跑地震”，引起了海外关注，“造成了国际影响”，所以北京震怒。如果上面知道起因是“偷听敌台”，“被美国之音蓄意煽动”，那么云南兵团各级管理层的责任就大了，尤其是捅出漏子的三师十一团。要想自保，就要有新的“跑地震”诱因。于是，“七人轮奸案”出笼了，推出一群知青做他们的替罪羊。由此可见，“七人轮奸案”完全是云南兵团三师十一团党委为推卸责任凭空捏造，集体撒谎制造出来的。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一起冤假案。从假案的制造过程，不难看出，中共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党组织撒谎、造谣、构陷，制造冤假案，轻车熟路；陷害无辜的人，心安理得，体现了党性。前不久中共警方处理雷洋案的手法，就如出一辙。中共本性不会改，它存在一天，就要继续害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