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15点40分，她的手表停了。不久，她的生命，也停了，就在那个下午。
40年后，胡杰扛着摄像机，来到中国社科院昌运宫宿舍社区。他走进了王晶垚的家，追寻她的故事。
死亡前奏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位于西城区二龙路，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先后在该校就读。卞仲耘在那里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因为没有正校长，所以她实际上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也自然成了“黑帮头子”。来到这所“皇家女校”，是卞仲耘的劫数。
文革开始后，学校越来越混乱。6月3日晚，西城工作组派了五人工作组进驻附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停课闹革命。学生们组织了战斗小组，穿上军装，扎起皮带，有人甚至把辫子剪了。这些女孩子争先做“革命”状，大摇大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逼校领导交待罪行。
卞仲耘没有“罪行”可以交待，所以她不怕。她1941年上大学时入党，1945年参加“革命”，曾经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工作。担任校党总支书记后，她每一次去区委和市委开会，总是认真做笔记，返校后再把上级的精神仔细传达。大伙儿都愿意找她谈心，信任她。她怎么可能是“阶级敌人”呢？然而，工作组不放过她，学生们也不放过她。
6月22日，天气炎热，工作组主持召开了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群情激愤。卞仲耘被押在台上，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撅在台下，面向群众，90度大弯腰。外校教师袁淑娥上台，动手扯她的头发。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跑上来，用学校自制的假步枪捅卞仲耘，她们几枪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
6月29日，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她在那一次批斗会上遭受的羞辱和折磨：“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像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6月23日，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到卞仲耘家里贴大字报。她们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一张都有房门大。大门上的大字报写：“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8月5日
早上，卞仲耘坐在床边，对王晶垚说，她要去学校了。夫妻对望着，不约而同的，伸出手来、握了握手。
她走出家门。在那个普通的单元房里，有她的丈夫、四个孩子，还贴着许多张咒骂她的大字报。她是“黑帮”、“恶霸”、“毒蛇”，她是一校之长。
丈夫不希望她去学校上班，他甚至曾建议离开北京，因为前一天，她被学生打了。当时，她和几个校领导干部正在办公室里“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她们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抡起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那些女学生下手真狠。
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卞仲耘再也无法开口。旅德学者王容芬在文章里引用了几位目击者的证词，于是，有了下面的场景。
据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友琴说，批斗于下午两点开始。当时，卞仲耘等五位学校负责人跪
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之后，图书资料员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的视窗看到，“身穿草绿军装的女学生们，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蹬翻毛牛皮军靴。她们全副武装，手持木棍或木枪，押着5位学校校负责人游斗。走在最前面的卞仲耘，她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棒，嘻嘻哈哈狂笑。”
“红卫兵们命令卞仲耘等人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的女厕所外面。红卫兵把他带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当时，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一直记得，那天宿舍楼白墙上，有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装死！起来！’她起不来了。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他去的。他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同时被批斗的副校长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回忆：“一辆平板车推过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竹扫帚。‘你把它掀开！’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睖睖地瞪着，已没有反应，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我用手摸摸，滚烫滚烫。我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急忙向周围的学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快！快！赶紧送医院抢救！’平时，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卞仲耘死在了平板车上。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晚上9点左右，王晶垚回到家里，接到学校电话，说卞仲耘受伤了、被送到邮电医院。王晶垚立刻带着三个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赶到。在那里，一家人看到了卞仲耘的遗体：遍体鳞伤，脸部、双腿、两脚浮肿。
王学回忆说：“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我和父亲到另一个房间抱头痛哭。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把席子啃烂了。”
在医院，王晶垚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最后，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因不明”。在王晶垚的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人的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
王晶垚透露，当天晚上，邓楠、邓榕来到他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说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无言的照相机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购买了一架相机。他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妻子的尸体，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他也摄下了孩子们在母亲身旁的哭泣，还有尸体火化时，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绺青烟。他觉得，那是妻子的冤魂。
痛苦的回忆，全部收藏在那个旧皮箱里：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依稀可见用墨写的“打倒”二字。一条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还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是妻子的一缕头发和一块手表，手表的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王晶垚的那架老式相机也在箱子里，另有一封匿名作证的信件。这些便是当年集体谋杀案的证据。
1973年，卞仲耘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但是无果。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且控告了校外人员袁淑娥。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本拟定在像上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铜像揭幕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
《我虽死去》
2006年，中国大陆独立电影人胡杰走访了王晶垚老先生，聚焦卞仲耘副校长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件，制作出68分钟的记录片《我虽死去》。胡杰说，在编辑电影的过程中，有安全部门到家里正式通知他，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过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我虽死去》在大陆被禁，不过一直在网路上热传。观众为真相所震惊，他们对王晶垚的不幸深表同情，也向胡杰的勇气致敬。
2008年10月23日至28日，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系举办了“素颜中国－中国记录片电影节”。记录片《我虽死去》受到热烈好评，被认为最具震撼力。举办人士称，这部影片其实应该成为中国人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一部经典影像教材，就像“文革博物馆”不应该只存在于呼吁中，而应该落成并成为反映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面明镜。
在此片最后，字幕打出了王友琴统计的“北京教育系统部分文革死难者名单”。一个个名字，一排又一排，一页又一页，是故事最后的沉重。而这份名单，并非死亡的全部。
“红八月”反思
在十年浩劫中，“红八月”写下了动乱初始的惊人血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便开始以抄家的方式进行“横扫”，抄家之风起于北京、迅速波及全国。全国被抄家的总数接近一千万户。之后，拷打和杀戮跟进，对付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乒小将在一个月内就打死1772人。学者丁抒评说：“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写：“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档，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档。这个档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档。’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就是那一所“要武中学”，已经在13天前，见证了第一例学生打死教师的恐怖。
王友琴说：“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在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不见任何报导和记载。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无一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也没有任何一人对卞仲耘之死表示过忏悔和道歉。
在悲剧发生几十年后，关于购买相机给亡妻拍照一事，王晶垚对媒体说：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
王晶垚曾说：“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仅仅是死者亲属的吗？当恶毒的语言、残忍的举动、无情的皮带和棍棒肆意倾泻、挥舞时，当罪恶假“革命”之名大行其道时，当往日的“硝烟”散去、凶手拒绝反思痛悔、罪恶源头仍被供为神明、许多人仍处于恐惧和麻木时，一代又一代人离真诚、关爱、良善越来越远。
我们，是否告别了昨日的荒唐与疯狂？滔天罪行，到底应由谁来承担？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小将们，献出了对“党”和“主席”的无限忠诚，最终陷入罪恶的狂涛。红色的海洋，席卷了整个社会。王晶垚曾说，其实他们终归无路可逃，“天罗地网”啊！“斗争”的巨澜，横扫一切，几十年不止。躲得了这一劫，躲不过下一浪。高高在上的整人者，一夜之间可能就被打翻在地，成为“人民公敌”、“死有余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红色恐怖，摧毁了恒定的世间准则。为了“斗争”，消灭心中的善，放纵人性的恶。红旗下的誓言，把最真的信任献给邪恶，赌上了良知和生命的永远。
那一片绵延67年的血色，是中共带给古国的耻辱，是华夏子民的痛与哀。穿过千万个悲剧，寻觅正本清源的路径。光明，将如何穿透黑暗？如果真相只能永远是“禁闻”，这个民族，要如何走向未来？
参考资料：
王容芬，“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记录片《我虽死去》”，《观察》，2008年3月9日。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胡杰，《我虽死去》，2006年。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