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2日讯】十月十一日，毛回到延安，第一件事就是部署军事行动，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林彪受命担任中共在东北军队的总司令。数万名奉命出关的干部这时已在路上。为了领导中共在东北事务，并与占领东北的苏军随时联系，新成立的东北局的成员，已在九月中旬由苏联飞机秘密运送到沈阳。
毛下令把部队部署在东北的大门山海关，以挡住国民党军。他要求苏军把守港口和飞机场，阻止国民党军登陆。在苏军鼓励下，中共武装装扮成土匪，向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开火，有一次打中了巴贝上将（Daniel Barbey）的登陆艇，迫使他调头驶回外海。
美国第七舰队最后在东北以南的秦皇岛靠岸，一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那里登陆，十一月十五到十六日夺取了山海关。毛命令他的部队“坚持山海关”，“举行决战”。但国民党军队挥戈直入，把他们一路赶出山海关和北上的铁路枢纽。中共部队溃不成军，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无骄傲地说：“共军大队退下来，缴枪也来不及。”
中共军队没有打正规战争的经验，而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过大规模的阵地战。在缅甸，他们的一个战役比中共整个八年抗战打死打伤的日军还多。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跟日本人在不少大仗中交过手，而中共的林彪只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指挥过一次平型关伏击战以后，他几乎没闻过硝烟味。毛一心保存实力躲避日本人，躲出了一支不能打现代战争的军队。
抗战中中共打败过国民党军队，但这次它面对的是蒋介石最精锐的人。据中共指挥官黄克诚向毛报告，这些人“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战斗确实也顽强。”
中共军队作家张正隆生动地描述了士兵们想回家，不想出关打仗的情景。为了把部队带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接见三师连以上干部时说：“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那是个什么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们，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有的干部觉得动员不顶用，干脆不告诉下面部队到哪里去，直到他们登上了去东北的海船，没法下来了。
“闯关东”的老人回忆里充满了那一路的人心浮动：“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像’。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像’要上厕所，‘我也要尿了’，马上跟去”。“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逃兵大都是宿营后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拉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带新四军三师去山东的黄克诚十一月十五日给毛的电报说，“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指挥官万毅报告：“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有两个团四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两千了。
东北本地的新兵也逃——一旦他们听说作战对象是中央政府。据中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
刘少奇早就看出，有这一切弱点的中共军队，不可能挡住国民党军队进东北。毛还在重庆时，刘指示中共集中精力在与苏联、外蒙古、北朝鲜接壤的地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练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刘指示：“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站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
刘要已经进城的中共武装准备撤离城市，分散到农村各地建立根据地：“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材，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但是毛回到延安后，否决了刘少奇的部署。十月十九日，毛下令：“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毛要的是：“霸占全东北”。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毛跟他的部队很少接触。他从来不在阵前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从来不视察前方，从来不巡视部队，对伤病员他毫不关心。一次，毛要求他的军队破釜沉舟，不依靠后方而打到国民党地区去。他的指挥官们问，没有后方，伤病员怎么办？毛答道：“好办，你们可以把伤病员交给群众，群众是会给你们管好的。”老百姓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哪有钱粮养活伤病员，给他们治伤治病呢？）
毛的军队的作战表现，使斯大林看到他们没有立即打败蒋介石的希望，斯大林也就迅速调整他的策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国民党军攻人南满时，蒋介石注意到苏联人对他的态度“忽然转变，表示彼必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助我便利接收东北”。苏联人要把铁路枢纽及城市全部交蒋，要中共让出来。这对毛渴求的立刻“霸占全东北”，是当头一棒。
斯大林想出个法子来安慰毛。十八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发到延安：“毛岸英请求您的允许回到四十一号来。”“四十一号”是延安的代号，斯大林这是告诉毛要放他儿子回家。这对毛当然是好消息，但东北对他更重要。他苦苦请求莫斯科重新考虑。他再三要求他的指挥官们打胜仗，保住铁路枢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宣讲国民党军兵如何少，如何“无斗志”，问题如何多：“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济”，“是能够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毛的军队取胜无望，斯大林又不听从他的要求，绝望之余，毛病倒了，需要住院治疗。十一月二十二日，他搬进了为他腾空的干部疗养所。好些天，他一刻不眠，躺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发抖，手脚痉挛。助手师哲实在没有办法，建议向斯大林求援。毛点头之后，师哲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斯大林跟着回电，提出派医生来延安。毛同意了。但过后又觉得不安，怕斯大林对自己的弱点一览无余。过了两个小时，他叫师哲暂时不要发那封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
这时阿洛夫大夫和整个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刚被召回苏联。阿洛夫在延安住了三年半，一次家也没回，这才下了飞机，斯大林又要他重返延安去照顾毛。阿洛夫满心不情愿地重登飞机，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回到延安。随他而来是克格勃成员米尔尼柯夫（Melnikov）大夫，大家简称为米大夫。两人给毛进行了全面检查，结论是毛没什么大病，症状是神经过于紧张所致。他们要毛在一段时间内不要管事，尽量放松，多走动，多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让神经松弛下来。不久阿洛夫大夫倒感到他本人的精神快崩溃了，请求莫斯科调他回去。莫斯科不准。
跟医生们一块儿回延安的还有岸英，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亲手送给他一把刻有他题签的手枪。毛泽东十八年没见到儿子了。十八年前他离别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去井冈山当山大王时，岸英四岁，如今已是一表人才的青年了。在飞机场毛抱了抱他说：“你长这么高了！”当晚毛给斯大林写信致谢。
毛从疗养所搬进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这里又名牡丹亭，得名于一大院子艳丽的牡丹，好些是中国罕有的品种。热爱花卉的朱德总司令跟他的下属种植了一片桃林，修了个鱼池，开辟了篮球场。毛天天有儿子做伴，坐在窑洞外的一方石桌旁聊天，紧挨着专给他挖的防空洞。据毛当年的牌友、马海德医生的夫人苏菲说，看得出来毛很喜欢他的儿子。毛心情喜悦，健康也好转了，春天到来时，他逐渐恢复了正常。
给毛最大安慰的还不是儿子，而是东北的局势。虽然中共让出了多数大城市，但苏军仍然是那里的主人，只准国民党派人数可怜的行政人员进城。中共在附近乡下重整旗鼓，还不时进城去跟苏军联络，称之为上“旅馆”。
一九四六年五月，苏军终于在进占东北十个月后，开始撤离。撤军是跟中共协调的，苏军事先不告诉国民党他们什么时候走，而让中共做好安排。中共又进了大城市。毛再次命令他们坚守，“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长春”，“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西班牙内战时共产党一边曾拚死保卫马德里，于是毛要：“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刘少奇认为，中共军队此时仍旧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城市最终还得让出来。林彪也向毛进言说，固守城市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力气用到建设根据地去。”但在毛看来，有大城市才算有江山，他要林彪“死守”。后来，林彪的战略思想和刘少奇的主意都成了毛的“英明决策”。其实毛最热中于夺取大城市。
毛的“马德里”保卫一个丢一个，苏联撤军几个星期，国民党就夺回了东北几乎所有大城市，只剩下最靠近苏联的哈尔滨。中共军队向北败退，头上是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屁股后面紧追着坦克汽车。林彪的政委罗荣桓回顾说：这一场大撤退中溃不成军，“全军无所措手足。”一位过来人说他们一连走了四十二天才站住脚，那阵势“可真是不大行了”。
中共部队不仅军事上大败，民心上他们也不如国民党。东北人受够了日本侵占多年的苦，渴望和平，把国民党军队看作“正牌”。如林彪向毛报告：“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
中共有个不利之处：人们把他们和“老毛子”苏联人连在一起。苏军不仅掠夺东北的工业设施，还闯进百姓家里拿东西，强奸妇女。一九四六年二月，雅尔塔协定发表，暴露了斯大林在东北攫取特权的事实，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大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高呼：“中共应该爱国！”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战士们把气发在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要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
中共军队看起来真有可能要么撤进苏联，要么化整为零重开游击战。林彪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六月一日，他给毛的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辰兄”即苏军。）身心交瘁的毛这时两次恳求斯大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者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之下。斯大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六月三日，毛万不得已，电告东北局和林彪：“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
毛看似到了绝境。然而，就在此时，他的救星到了——美国人。
(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