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民众的残忍，让以耕读传家、具有传统人文关怀的龚楚感到绝望，而中共对自己人清洗的惨烈，更让龚楚感到寒心而最终选择抛弃中共。
以下是龚楚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
一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林野年轻有为，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此外，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内部整肃的残酷，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龚楚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耐心忍着。”
虽然自己身处险境，但善良的天性仍驱使着龚楚冒险救人于生死边缘。
据龚楚回忆：“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指示，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两个月后，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在逃亡之前，龚楚还给自己的部属留下一封信，希望他们能醒悟。信上大意说：“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这段历史，惨绝人寰，读来令人心碎，这是否是龚楚为自己开脱肆意编造出来的呢？据悉，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这段被曾经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揭示出来的真实历史，给我们仍生活在中共谎言及恐吓下的现代的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道德的，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注重人性中善良、正直等价值取向的人们最终会选择抛弃中共，这正是中共最为惧怕的。
正如海外时评人章天亮博士在《2017年寄语中国（2）文化篇》所论述的那样：当人们以传统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为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这个邪教不仅戕害了八千万的生命，更是以毁灭传统文化达到毁掉民族和国家的犯罪集团。这个政权也就会在千夫所指中解体。
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让多次大难不死的龚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及对人性与党性的反思，为后人留下的启示。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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