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丽的神州，承传了五千年的文明，演绎出无数绚丽神奇。然而，西来幽灵，卷起红祸。无神论、党文化，破坏传统，扭曲心灵。今日大陆，道德急剧下滑，乱象丛生，危机四伏。诚信缺失，安全感何在？阴霾迷雾中，亟待厘清事实，探究溯源，剖析中共之祸。正本清源，去除毒害，方获新生。
人生的黄昏，在那一片土地上，浸透着深深的悲伤和无奈。这个世界，属于谁？
2016年10月11日清晨，在江苏省淮安市城东乡，年近七旬的王先生用红色的绳子拉着失明的妻子，爬上二楼天台，跳楼身亡。王某生前患有结肠癌，其妻因糖尿病失明多年。据分析，两位老人很可能是因为无钱治病而走上绝路。
10月29日，辽宁大连55岁的男子刘振远被家人遗弃，露宿街头。刘老汉的女儿和他的亲弟弟都拒绝接他回家，女儿说：“父亲有尿毒症，还有肾衰竭，这我管不了。”刘老汉拒绝好心人为其安排住宿，坚持等候家人。8天后，老汉在寒风中惨死街头，亲属始终没有出现。
5月15日凌晨4时，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工程学院附近，一位骑自行车的老妇人突然倒地，市民报警后，救护车和公安到场，抢救无效后竟然扬长而去，把老妇人遗弃现场。老妇生前收养的8只流浪狗一直守护在遗体周围，不肯离去。
2009年，湖南省常德市一名81岁的老人从自家二楼阳台跳下，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老人意识清醒，向围观的人讲出心里话：“跳楼是因为一个人过得很辛苦，没意思。”
自杀！触目惊心
据报导，目前，中国每年至少有10万名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每年自杀人数的36%，老年人已成为中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
2014年，一份《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出炉。主要研究者之一、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表示，自从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上升得特别快，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已呈蔓延之势。传统的孝道已经荡然无存。
刘燕舞在调研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惨烈的故事。例如，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是怕子女事后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湖北省景山县的一位老人，有一天，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给自己烧纸钱，一边喝农药，当纸钱烧到一半时，老人就不省人事了，被发现时，人已离世。村民说：“他是怕死了以后，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
刘燕舞分析指出，农村老人自杀率升高，主要源于四大困难：生存、疾病、精神、日常照料。在许多地区，一旦老年人丧失了工作能力，就“没用了，也就该死了”，薄情的儿女就会用各种方式将老年父母逼死，并称之为自杀。有些老人甚至表示，他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自杀）、绳儿子（上吊自杀）、水儿子（投水自杀），哪个都比自己的亲儿子亲。”
刘燕舞感慨地说：“人都会老。”“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
有关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现象，王培尧在2014年8月撰文分析：老无所医成为农村老人自杀和慢性自杀的主要因素。作者以山东莱州老家的一个邻居为例：这位当年生产队的劳动能手，进入老年后，被肺气肿折磨多年。老人平常吃的药是靠自己刨草药换钱买的，若要打点滴根本没钱。老人在医院住了不久，执意回家，之后死亡，等于选择慢性自杀。
文章还写，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中国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在城市是47%，农村贫困地区则高达70%∼90%。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农村老人的普遍现象。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曾通过调查发现，农村“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管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
农村养老的困境
目前大陆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医疗资源配置极其不公。2011年，陆媒刊文提出，中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准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据前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主持的电视节目透露，2012年中国三公消费高达3.9万亿元。“三公”，即：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庞大的三公消费动用纳税人的钱，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从2009年开始，中共逐步推出了农村养老计划，但是面对中国众多的老年人口，这项新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只是杯水车薪。中共的户籍政策要求，农村的老年人只有在户口所在地才能获得医疗福利，这迫使很多民工将自己的父母留在家乡。很多留守的老年人表示，当他们的医疗费用光后，他们只能忍着病痛不再就医，甚至有很多患上绝症的农村老人在家中等死。
《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农村60%的老人没有存款、三成老人生活上需要得到照料。今年5月底，在“上海论坛2016”活动期间，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Albert Park发言介绍说，中国有1/4的65岁以上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居民的卫生保健支出显着增加，而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增长，中国的户均消费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
2016年7月消息，大陆记者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获悉，该局2012年度收支预算为50.2亿元，其中广州市公务员公费医疗一年花费14亿元，远远超过广州210万农民的医保总额。
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老有所养”缘何成空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传统的养老方式和保障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庞大数量的城市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精神慰藉和医疗照护。此外，弃老现象层出不穷。“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温馨晚景正在远离千万个家庭。
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每年有大约50万名老年人失踪，即每天大约失踪1370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子女遗弃。大多数老人失踪案都发生在农村和小城市里，这些地区的年轻人通常都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大城市寻找工作。
大陆历史学家章立凡受访时直指：弃老案件屡发，“这是野蛮社会才会出现的事”。他认为，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共多年来实施一胎化政策，没有足够的养老保障。老人一旦被子女遗弃，便无所依靠，甚至致死。
另有专家分析：“传统孝道的退化、计划生育、人口流动等因素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增加了家庭赡养的难度。另外，4-2-1家庭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遭歧视、漠视、遗弃等现象的发生。”
自2013年7月1日起，中共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强迫成年子女探望他们年迈的父母。但是，该法律出台后遭到巨大非议。民众普遍认为，老人即使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由于子女不孝以及迫于经济压力等因素，老人的生活依然无法得到保障。此外，由于养老制度的缺失，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在家里得不到尊重，有病无钱治。如果子女连自身的生活都难保障，更难顾及到老人。
众多网友评论：针对老年的民生问题，究其罪魁祸首，正是中共自身。官员贪腐成风，压迫盘剥人民，给普通民众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中共试图通过法律将政府本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百姓身上，这种用法律来量化道德的作法令人感到可笑。
道德与文化的迷失
道德和文化的迷失，是最大的阴影，笼罩着步入老龄化的大陆社会。
章立凡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的价值观都被扭曲，“只有向钱看，没有进行道德教育”。2016年“每日电讯报”报导，中国的老年人通常会依靠子女的情感和经济支持。但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导致许多年轻一代更多的关注职场，而不是父母晚年的幸福。
2016年9月，梓铭发表评论《那些正在遭受家暴和被抛弃的老人们》。文章列举了一些老人受到家暴的案例，并引用了《道德经》中的论述：“道丧而后德，德丧而后仁，仁丧而后义，义丧而后礼，夫礼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作者评说：“试看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汗颜惊心，我们不就是礼中之人吗？我们的众生不就是忠信浅薄之人吗？没有传统的文化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以文化让众生重返道德世界，我们拚命创造的物质文明可能会毁于一旦。”
曾经，在华夏大地，在并不太久远的从前，人们敬天地，明善恶，知是非。“善恶有报，因果不虚”深入人心。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暖和关爱，老年人在养儿育女、忙碌一生后，能够安享晚年，自然从容地走向旅途的终点。
然而，中共篡权后，以无神论替代有神论，以冷酷的党性消灭人性。特别是江泽民在执政控权的近三十年间，鼓动全民逐利忘义，导致官场贪腐，个体纵欲，传统的道德礼仪被彻底抛弃践踏。在冲突迭起的社会乱象中，家庭秩序随之混乱失衡。对此道德的严重衰微之势，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无法纠正扭转，唯有抛弃中共、去除魔性、唤醒善念、恢复人性，方可治本。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生命从蓬勃的韶华向衰老过渡，人们呼唤爱心天伦。中华儿女，亟待重建道德、回归传统。唯此，才能真正维护人伦价值、让孝道重返家庭。夕阳下的温暖惬意，属于所有的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