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讯】毛在鄠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
小毛生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龙岩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毛看到女儿时开了个玩笑：“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子珍逗乐了。还没满月，子珍得跟毛离开龙岩，把女儿寄养在奶妈家。一走三年，再回来时，听说孩子已经死了。子珍心里始终半信半疑，共产党掌权后一直寻找这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断了这个念头。
子珍的第三个孩子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离别时子珍恸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给留下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泽覃。
小毛最初住在奶妈家。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泽覃秘密把他转移走了。泽覃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就阵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共产党胜利后，早已不是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寻找小毛带给她的是新的悲剧。贺怡觉得很对不起姐姐，孩子是托付给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寻的过程中，她出车祸死去。后来找到一个男孩，说是小毛。子珍的哥哥叙述这件事说：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
当时别的女共产党员也在找寻失散的子女，一位红军遗孀已认了这个孩子是她的儿子，中央作结论，把孩子判给了她。子珍的哥哥去见毛，把孩子的照片给毛看，希望毛出面说话。毛婉拒了，说“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说的办。子珍没有同意，继续与孩子来往，后来还张罗他的婚礼。红军遗孀说子珍“抢她的小孩”。为小毛，子珍一生心里都未能平复。★
(★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当时共产党人不仅要准备丢掉孩子，有时党需要资金时还得卖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厦门党机关经费困难，就把她刚生的儿子卖了一百块钱，钱花了才告诉她。半个多世纪后，在讲这个故事时，伤痛显然仍在她的心上：“当然心里面很难受。送到那个人家里去以前，我们两个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这个孩子抱到中山公园玩儿。那个孩子很好玩儿，四十多天，很能笑，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铁牛’，是个男孩，很健壮，黑实黑实的，从来不随便哭，拉屎拉尿也不爱拉在身上……后来就把他送去了。送去以后心里很难受，但我还足克服了。可是我那个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没说，他也没吭声。我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也不好意思公开。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泪，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
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他有悲伤，是为他自己。当时鄠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鄠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
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
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鄠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龚楚又写道：
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他的酒量很好，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
……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微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丧。”
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当时正是发疟疾的季节，鄠都蚊子成群，直直钻进人的鼻孔里。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马上康复，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暲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衣不解带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鄠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暲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这个目标极端机密，至今也鲜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调开敌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中共领导人后来不否认这个名称只是为了宣传，用李德的话说：“没人梦想要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里有三百多担子，挑着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品，一路行踪被中共自己大加张扬，引来追剿不断。官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是不自觉的送给敌人的诱饵，连指挥官也蒙在鼓里，更想不通的是他们的使命毫无意义：这样小规模的队伍是不可能调开敌人的。几个月他们就全军覆没。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牺牲品。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是其中之一。在离境前的纷乱中，他溜走了，跑到山里藏起来。他有个女朋友是当地的农民，当局抓住她，问出了杨世坤的藏身之地。经过激烈交火，这个神枪手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鄠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船上悬挂着马灯，与两岸灯笼火把互相辉映。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和组织起来的乡民。重伤员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靠近城墙的一间街屋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紧紧贴在门缝上，看外面的红军队伍从鹅卵石铺成的路上哗哗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一爿小店，四年前在毛泽东打AB团的高潮中被砍了头。像无数老百姓一样，男孩盼望共产党一去不归。这种心情在六十年后我们见到他时，还看得出来。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瘦削但不失风度，长长的头发向后梳齐，在警卫的簇拥下离开了鄠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个起点，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长征。(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