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讯】1999年10月6日，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被套上囚服、带着手铐押到了公安局。
纪检委书记刘耀华对她说：“你影响太大了。你爱炼，就回家偷着炼去，违着心也得揭批（法轮功）。”
刘金英回答：“我宁可放弃工作、家庭、甚至生命。”
他伸手给了刘金英三个大嘴巴，打完了说：“回去给我写出深层次的揭批材料，8日交给我。写出别的来，我还揍你！”
回到监室，刘金英非常平静地写了一篇《捧给您——真诚的心》。
刘金英，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此前先后任乡、镇团委书记，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乡长、副镇长等职。1996年，刘金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刘金英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上访，却被推向了公审大会……
以下是刘金英的内心告白，根据刘金英在2001年上诉状和2015年递交的控告江泽民书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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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被骗
1999年7月20日傍晚，三名公安干警突然闯进我家，说是问一些“法轮功”的情况。
我说：“可以，你们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我这里的资料很全，你想看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拿出来看。”
他们没兴趣看资料，只是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就把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们。
1999年7月21日下午四点，我参加县委六楼的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听到了会上传达的“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及一些具体安排、布署。散会后回家已是晚上7点。我伺候好公婆和七岁的女儿，忙碌了一天的我揣摩着白天发生的一切，不知怎么做好。
当晚，夜深人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灯看表已是近12点。我隔窗问是谁，他们说是公安局的，说县委孙书记要找我谈话。我答应着穿好了衣服告诉我爱人是领导谈话，就出了门。
当我见到几辆警车早已在门口等候时，心想他们也许在执行公务时顺便来通知我，便对干警说：“我骑自行车，一会儿回来方便。”
“不要骑了，这车快，回来送你。”
我就上了他们的车。
到了公安局办公室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孙书记和李秘书长。孙书记问我：“你还炼不炼哪？”我随口说：“不让炼就不炼了。”我知道这样的回答不是心里话，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但当时在领导面前我实在拉不下面子。
他们对我训斥几句后就走了，我觉得谈话结束了就往外走，一个干警拦住了我的去路把我送到了看守所。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7月22日下午，我和其他14名进京途中遣返的大法弟子一起被带上手铐、脚镣录像。直到8月6日才被释放。
郑重辞职
出了拘留所，我才得知7月25日在涞水县电影院召开了迫害法轮功的公捕大会，迫害法轮功群众，有7名已被刑事拘留，会上我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回到家里我发现那些大法资料不见了，才知道公安抄了我的家。我坐在地上流下了眼泪。心在淌血啊！
8月12日我向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报告》，并交了信访局的所有钥匙。
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非常理智的选择，是我们全家一致同意的。中共不是规定：“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吗？
人类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我只不过在“当公务员”与“修炼法轮大法”间选择了后者，国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许修炼法轮大法呀！
8月21日下午，一位法轮功学员刘桂英来找我，说把书全交了很后悔，想上北京。我说我也想去，我们又找了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许术亭。8月22日早晨，我们3人去了北京。
3次审讯
9月28日晚，我们被三间房派出所留置。9月29日被朝阳分局处以15天行政拘留。9月30日我被保定信访局和涞水公安局的人从那儿接了出来，当天被送到涞水看守所刑事拘留。
10月1日下午，涞水县看守所。我被套上印有“囚犯”字样的白大褂、戴上手铐，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锁在一个大铁椅子上。
保定法院的人先自我介绍，我平静地给他们解释，他们了解到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再说什么。
但是，涞水县县委副书记孙贵杰大声嚷着：“如果因为你影响了我，我饶不了你，一会儿就揍你一顿。”
一个人给我打开了铁椅子上的锁链，（接着）一个耳光打在我的右脸上，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再上来人又打。临走时，孙贵杰还说：“这是轻的！”
10月2日上午，我又被套上囚犯白大褂、戴上手铐，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锁在大铁椅子上。
县委书记韩雅生亲自指挥一帮人对我大打出手。他们让我给县委书记跪下，一个人打累了，另一个接着打，有时还共同出击。
韩雅生暴跳如雷地喊：“臭不要脸的，拿电棍去电她！”
话声刚落，一个警察拿了一个带刺的胶皮棍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后背上。
公安局局长谭书平从地上把我抓起来，揪住我的衣领，左右开弓地打了我一阵耳光，翻了翻眼皮才散手。
10月2日下午，当我被第三次带上手铐，穿上囚服押到地下室时，见到了市委书记王珽玖，他命令人把手铐打开，平静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告诉他：“我去北京是为修法轮大法，只要能有书看，能炼功，哪怕打工、当保姆。”
那天我从地下室上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于振刚被绳子捆着押了去。他是“301粮库”的职工，我在外面听到了对他的打骂声。
10月4日，看守所办公室。谭局长带着一个叫王炳武的副局长坐在沙发上问我：“要枪毙了你，你还炼不炼哪？”
我说：“枪毙就枪毙，有自由我就炼。”
一个叫梁战海的警察说：“你永远有不了自由！”
谭局长又问：“那就给你报枪毙了？”
我没说话。那时，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号被隔离，只有3个刑事罪犯看着我，也真不知外面是什么环境，没人给我透露一点消息。
10月6日，公安局政保股。谭局长劝我：“你说咱们都是同龄人，我比你也大不了两岁，你今年才35岁，就按70岁的寿命计算，你还有35年呢！你怎么会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街上那些捡西瓜皮吃的，都不愿意死……爱炼回家插上门偷着炼去吧！”
10月13日晚上，我被取保候审送到了民兵训练基地靶场学习班，我见到那里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打得满脸是伤，也有的眼睛挂着血丝、嘴角挂着伤。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3个单位的人轮流看着。
公安纪检委书记刘耀华瞪着眼对我说：“你先考虑一会儿，如果你再说炼，我就开始揍你，打得你说不炼了为止。”
10月20日，我和其他6名法轮功群众从靶场被带进拘留所。10月22日，发给我《拘留证》，日期为10天。实际这次拘留长达49天，直到12月7日我爱人拿了5,530元，才把我赎去。
530元是交拘留所的：49天的饭费，每天两碗稀粥10元。还有40元“按手印钱”。那5,000元交到公安局政保股李增林的手里。
我问他：“不开票啊？”
他说：“不开票。”
我又问他：“这是属于罚款还是属于押金？”
他说：“不叫罚款也不叫押金，交了钱你就走人。”而且还得自己写上“自愿交纳”的保证书。
我心里说：这简直就是敲诈！虽然不愿意，但那时我从家出来已经三个半月，心想：为了这点钱就没必要在这儿撑着啦！
后来我发现这叫助纣为虐。这五千多元已远远超出了我上班时一年的所有收入，我为共产党工作16年，无论家里有多大困难，也从没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钱，这钱交得没道理。这么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乡、镇工作，风里雨里的不说，我的孩子真的比同龄人缺少母爱，吃了不少苦。
辞职回家后，我不再从事任何社会活动，只是做一些家务，接送孩子上学。
拘留所受刑老太太遍体鳞伤
2000年7月19日，两名公安干警又到我家，说交不了差，把我送到拘留所。
7月19日晚上，纪检委书记刘耀华、政保股代春杰提审我。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抓我，非要逼得我远走他乡，妻离子散吗？炼不炼法轮功是我自己的事，再说我在家里炼，也没犯什么法，你们让我回家吧。我的父亲病着呢，孩子也需要照顾。”我听到的答复是：“你就委屈几天吧！”
2000年7月20日上午，我接到了已填写好的《拘留证》，填写时间是7月19日，上面写着：“由于仍然坚持练法轮功，处以15日行政拘留。”
那时拘留所里关了我们共10名大法弟子，有5人是先后进京上访抓回来的，另5人是从家抓去的。当我得知一个叫张凤芝的老太太已经10多天没吃饭了，就过去问她为什么？她拖着很瘦的身体，用很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没有犯法，我不吃这里的饭。”
看到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问她：“他们打你了吗？”
她点点头，掀起衣服让我看她身上的伤。
真是遍体鳞伤啊！她的臀部及腿上的肌肉有很多瘀血，硬梆梆的，我用手按按几乎没有弹性；胯上还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脓包，像个小气球灌上了水，软软的，后背上清清楚楚地留下了男鞋底的印迹，血淋淋的……她告诉我是他们镇党委书记带人亲自下手打的。她今年50多岁，和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看着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受到这样的伤害，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此外，宋各庄乡的法轮功学员隗凤兰、王金花曾被抓到乡里，关在一个小黑屋里，3天3夜没给吃的，也不准她们上厕所。7月19日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用手把门掀了一块板，从底下爬出来跳墙后步行向北京走，到了张坊以东才赶上了公共汽车。
她们到了天安门，警察把她们送到了密云县拘留所。后来由涞水县公安局接回的。陈成兰去北京上访是被送到昌平拘留所后接回的。据她们说北京各大分局装不下了，才把她们送到了周边县，抓的人太多，她们都被编了号。
我刚进拘留所的时候，心里真的不平衡，觉得不该和她们关在一起，我没去北京啊！但逐渐我认识到自己和她们相比确实逊色许多，都是大法弟子，也都是做母亲的，当大法遭到迫害、大法弟子受迫害时，她们却敢于去证实大法，而我想到的只是自己，还有那个家。
到了8月3日该释放的日子，仍不放人。
8月3日下午，我要了纸笔，写了“给中央及政府领导的一封信”。王金花、杨振平她们也想写， 我就把她们提供的内容也写在了那封信上，共三方面：（一）、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二）、1999年7月以来，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三）、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写的都是我们10个人的亲身经历。
然后我们亲手签了自己的姓名：刘金英、方永连、杨锡芳、张国华、张凤芝、王金花、隗凤兰、陈成兰、杨振平、陈淑英。
8月4日下午交了170元稀粥钱后，我才被第一个释放。至此，涞水县公安局已对我进行3次行政拘留（每次都是超期拘留）、一次刑事拘留，累计96天。
去天安门附近炼功
我从拘留所回到家中，陆续有一些亲朋好友到家看望我。大热天，又拘留17天，他们也愤愤不平。我就把在拘留所写的上访信拿给他们看，得到了许多人赞同，又有人签了自己的姓名、详细住址及联系电话。
8月8日，又有6、7个人签了名，当时我正发愁怎么样能把这封信让中央领导见到，有个大姐说：她的弟弟给中央写的上访信被打回来了，还被义安镇罚款2,000元，我才想到了上网最可靠。当有人提出把这封信带到她家去签，我就递给了她，并说：“签名要自愿，要负责任，为的也是有据可查。”
8月10日早晨，我和法轮功学员闫财旭、张娥、李小华一行4人坐出租车去了张坊，见到张建平接过上访信及签名，张建平也上了我们去北京的车，她还带着一个人到北京，我们去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家，把信委托给她们就去了天安门。
在东长安街路边金水桥附近，我们停住了脚。我对李小华说：“你如果想回家，就带闫财旭回去吧，她没来过北京。一会儿我在这儿炼功可能要被警察问。”她们执意不走，我就坐在地下打坐炼功，一会儿警察就过来了。
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告诉我们，“今天光涞水县的，就登记了55个，还不算你们6个。”
很快我们被送到保定驻京办事处 。涞水县石亭镇镇长李亚民脱下自己的皮鞋疯狂地抽打我们的脸，打时还骂不绝口。那天下午，李亚民非法把我们送往涞水县党校，还要了我们每人10元的车费。
天黑了，县委副书记孙贵杰说：“把刘金英、张娥、方永莲送到看守所去。”他一句话我们3人就都被刑事拘留了，后来我被非法判刑。
我被关入看守所最后排一个小号监室。那个小号的后窗紧挨着一个猪圈，这是看守所警察巡视在押人员的窗口。小号墙上的壁虎随处可见，炕上的小虫比沙子粒还小，咬得奇痒。
每天晚上，他们要我值班（干活），白天还要叠1,500个蚊香袋。
一次，检察院廖志刚非法提审我时，只有他一个人，还拿手铐铐了我。他平日以前就和我住在一个院里。这次，他答应给我丈夫捎个信请律师。
但是，他最终没敢登门去我家。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