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4日讯】
2 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着《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饺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地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