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7年反腐四大重点是：加大问责力度，严把政治关，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量。
4年前刚开始反腐时王岐山就说，反腐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针对个案，把贪官污吏一个个打下去，苍蝇老虎都要打，第二步是从治标到治本，要从根本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制度，于是才有了新近推出的国家监察体制，习阵营要用国家的监察委来取代中共党务的中纪委。
这算是习阵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的一部分，不过中共历来执行的都是“党领导一切”的专制体制，尽管近年来新的法官律师宣誓时，只宣誓忠于宪法，不再提忠于党，但在“党具有一切生杀予夺权力”的专制国家，把高高在上的党拉到宪法之下，难度之大，弄不好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如今在中共高官们的讲话中，总是带着“坚持党的领导”这样的大帽子，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这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法大还是权大，这在文革浩劫中就有了答案：一旦权大过法，国家民族就会陷入灾难中，哪怕周永康在政法委专权，也是要祸害整个国家的。
如今习阵营推出国家监察制，这与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立的五权分立体制就更接近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这五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让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向民主共和制迈进。当年的中国人能做到，如今的中国人难道还不能重现大陆民国时期的成果吗？
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法治不要党治，这些道理谁都明白，但为何中南海迟迟不大规模行动呢？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一方面是高层对1950年代的中共抱有恋恋不舍的怀旧感。不少中共高层的改革派认为，只要反腐进行得彻底，中国就能回到1956年那种“政治清明、民众平安、国家发展的好时期”。
然而那些官员这种孩子儿时的记忆和感受，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真实的中国，它只是理想主义者的幻觉。1956年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显然都不能说是“好景”，或许只算暴风雨来前的片刻宁静，就像癌症爆发前人体感觉还挺好的，但只要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出现党魁为保权力的一意孤行，就必然出现破坏传统文化的大革命。这是共产党的基因决定的。（详情请看《九评共产党》）
1956年初，中共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称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很快人们彻底失望了。
当时苏共正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担心自己也会被批判，就先下手为强，在1957年夏季掀起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把整个社会重新推上了政治舞台，并用“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
那时，中共努力建立的所有监督机构瞬间都完全失效了，同样的个人揽权与个人武断发生在1999年6月，江泽民为了保党的一句话，就把上亿民众推到的中共的对立面，把中国再次带入另一场文革中。一个“610”领导小组，就把所有法制与法治一夜间全部给践踏给葬送了，所以才有了今日腐败遍地，党票成了贪腐的进门票与保护伞了。
不取消一党专制，就不可能真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谁能保证今后会发生什么呢？中华民国五权宪法或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法，前提就是取消政党的至高权力。中国大陆只要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就能走出一条新路。
舍不得抛弃共产党，关键就是感情上舍不得、观念上抛不掉。有个故事讲人的观念如何决定人的一生。一个吸毒母亲经常痛打孩子，但当警察把母亲抓进监狱时，孩子却痛苦不已，拚死拼活也要跟妈妈在一起。这个比喻还不那么恰当，因为这样的母亲还是母亲，只是个人道德的缺陷，但中共却是害死了数千万生命的西来幽灵，可以说是嗜血恶魔了，却被宣传灌输成中国人“母亲”。我们从小就被谎言灌输，以为离开了这个“党妈妈”我们就不能活了。放眼全球，不但全世界95%以上的国家没有共产党，人们生活得好好地，而且像苏联、东欧这样的共产国家，抛弃“党妈妈”后，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要实现中国梦，就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代替感情，坚定地走正确的要走路。抛弃中共并不难，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换了体制、换了观念，只是丢掉了中共几十年造孽留下的罪恶包袱，只是重新捡起被丢弃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抉择有时可以很简单，关键就是放下那段虚幻的情感，让理智代替感情，中国人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