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诗人叶赛甯在列宁格勒的一座旅馆里自杀了。在俄国，诗人全是预言家。叶赛宁每当醉眼朦胧之时，总是看到一个可怕的黑人。这位农民大诗人当时就觉得，黑人在逼近。这一时刻终于来临：黑人准备把叶赛宁的古老的俄罗斯农村消灭掉。
这个黑人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斯大林独揽大权后，为了剥夺农民的血汗以筹集实现工业化和进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庞大资金，紧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而且是强制性的空前残暴的实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在斯大林的一手操纵下，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向各州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对各类地区规定了完成集体化的期限：主要产粮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中央非黑土地带、白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则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当时有这样一个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了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于是，集体化速度大大加快，各地农民被“整村、整乡、整区”驱赶进了集体农庄。1929年10月，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1934年，苏共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得力干将，他晚年时回忆说当年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确实，农业集体化彻底改变了苏联几千万农民的命运，犹如一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噩梦。
在历史上，从15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民一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低层，实际上是农奴。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这种农奴制，农奴成了自由人。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又让他们重新沦为了农奴，只不过不是沙皇时代依附于地主的农奴，而是共产党统治下依附于国家的新式农奴。
首先，集体农庄农民的所有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农庄的生产也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低价上交给国家，其中粮食的上交额占到产量的32-43%，农民在这些方面完全没有自决权。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还重新恢复了沙皇时期曾实行过的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布尔什维克当权初期，曾一度废除了这一制度，俄国人民因此获得了迁徙自由。但好景不长，1932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又颁布命令宣布，在国内恢复身份证制度，明确规定没有身份证不能迁徙。集体农庄庄员是没有身份证的，而这种身份证是农民在城市落户和招工所必需的。集体农庄庄员及其子女只有经过农庄管委会的许可才能领取身份证，然而要得到这种许可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没有身份证意味着农民“只能像他们生活在农奴制下的前辈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毫无行动的自由。无怪乎农民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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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