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一役
头两次围剿中共军队，国军主力没有介入。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围剿，国军主力介入，有所斩获，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第四次围剿因热河抗日，刚进行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止。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认为第五次围剿是“军事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和文化围剿”。南昌行营的权力范围扩大到闽粤湘赣浙五省。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多次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剿共；并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以碉堡体系攻中共军队之短。
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向受训军官提出，要改变以前旧的剿共战术，明确表示，“旧的战术主取守势，而新的战术主取攻势；旧的战术多用密集队形，而新的战术侧重疏散队形；旧的战术多用纵深配备，而新的战术主重正面配备。但是我们现在剿匪，就要攻守兼重，如果说要以攻为主，还不如说以守为主。关于攻守的运用，我近来研究出两句话，即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
第五次围剿大获成效，中共军队在一年多的战斗中数量减少至不到十万人，在一九三四年，苏区从三十五个县减少到七个县。中共军队被国军全歼是时间问题。赤匪遂开始长征。
蒋介石利用中共残军长征的机会，完全收复了由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八个省，收编地方军阀部队超过七十万。
中央政府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蒋介石还告诉当地军阀：“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蒋纬国口述自传》）
“直到去年，国军才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的根据地。
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只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云贵川）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才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
中共残军总数从出发时的十万减少为七千多人，所有火炮和重机枪全部丢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生力量，中共残军被逼迫进入贫瘠荒凉的陕北，先后进行了三个方向的突围作战，都以失败告终。西安事变前，张国焘八万多人分裂南下，赤匪被马家军、晋军、川军包围，外围为中央军，处于被消灭的边缘，只差一役！
一九三六年，陕北中共军队不足两万，而国府在西北兴兵三十三万剿共。按蒋公部署，全歼中共指日可待。当时的中共，已经处于被剿灭前的风雨飘摇中，不要说抗日，连自身存亡都难保。抗日只是中共转移目标用来自保的口号。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说明了一切：“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实条件，如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东南方面发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这一地带……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因此需要“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撒旦蛊惑
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张积极剿共，在陕北与中共几次交手。
东北军战斗力不高，短短时间内四次被中共军队打败，损失了步兵两师一团，两个师长阵亡，八千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数十门迫击炮山炮、数十万发弹药和其它大量辎重物资落入中共军队之手。
在战事不利、身边共党潜伏的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与中共接触。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间，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首次与周恩来见面，还是希望中共改变反蒋的立场，和蒋介石国民政府合作。张学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保存东北军实力。张学良被周恩来欺骗，相信中共和苏联会和东北军合作抗日。
张学良于是确定和中共合作，东北军和中共军队互不进攻，中共军队帮助东北军打假仗，张学良帮助中共购买步枪，提供子弹、无线电器材、兵工厂设备和医疗用品。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身边已经被共产党员渗透，一九三六年，蒋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释放，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就连日刊登文章，点出了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并往事变的起因上挂疑：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来是共产党徒，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张作霖曾经要杀他。张学良见他聪明，能写文章，就留下来，做他的私人秘书。黎天才投降了张学良以后，改变了思想没有，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在张学良任行营主任时，黎天才的一个属员（指潘文郁。——引者注）是共产党，泄漏了军机枪决的。从这件事上看起来，黎天才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仍旧替共产党做工作，是无疑的。只因张学良很服从蒋委员长，黎天才还是不敢怂恿张学良赤化。到了陕北以后，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张学良的隐衷，乘机进言，张学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这或许是这次叛变原因之一。”
周恩来和中共特科注意到张学良的左右有前共产党人渗透，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后又听取了李克农、刘鼎汇报东北军的相关情报，随即于四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发出报告，说到张学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这里所提到的那“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黎天才等，因为能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左右”且是“脱离党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为首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是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政治局开除的反对派“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的重要成员。
北方唯余的“非委”组织是一批共产党人，以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接受罗章龙的领导。据黎说，他们“处处照顾到我党当时的政策”，辅导张学良研读马列，为他讲解国际和中国工运史，同时又抓住与这数十万大军合作的机会，鼓励张学良谋求西北独立的大局，并于西安事变的前数月，制定了行动方案，其中包括近期的兵变计划和西北独立政府的远景设计。（《抗日战争研究》，二零零年零三期）
一九二八年，杨虎城到达日本，通过冯润章向东京中共市委提出第二次入党的要求，要做第二个贺龙。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件原文为：“收到你们的来信，特答复如此：……杨虎臣（原文如此），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需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大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施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
杨虎城元配罗佩兰死后近两年，杨虎城和中共派到他部队的妇女会主任谢葆真结婚。谢葆真是西安人，她和杨虎城是由上级党员吴岱峰介绍的，两人结婚也是经过中共河南省委批准的。据后来杨虎城身边秘书回忆：结婚后谢经常利用杨虎城夫人的身份，为共产党组织活动提供方便。当时，中共许多秘密会议就在杨家里召开，杨虎城只是借故避开。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原载《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