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由谁来代替自己死后的位置，列宁本人生前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按照在党内的威望和名声来说，他的继承者显然非托洛茨基莫属。原因很简单，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人和列宁一同领导了十月政变，使布尔什维克一举夺取了俄国政权。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后不久发生的内战中之所以能保住政权，与作为苏联红军创始人的托洛茨基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不过，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几个当时和托洛茨基一样手握重权的党内巨头，可以说个个权欲熏心，没一个人甘心让托洛茨基取列宁而代之。或者说，他们个个都想在列宁死后成为新的列宁。而在当时，托洛茨基无疑是他们三人谋取党的最高权力的共同敌人。对于他们而言，不管列宁死后谁坐列宁的交椅，当务之急都是先抱成团把托洛茨基搞掉。为此，出于这种共同的利益需要，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当时结成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联盟，人称“三巨头”。
根据巴让诺夫在《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中的介绍，1923年整个下半年，眼见列宁即将逝世，“三巨头”为了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列宁忠实的、杰出的学生。在他们的操纵下，官方的宣传把列宁捧为圣人——天才的领袖，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把列宁的著作视为圣经，是真正的真理。实际上，列宁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内容很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断言取义地随意加以引用。不过对于斯大林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仅仅是列宁著作中的一个部分。
哪个部分呢？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流亡国外期间的争论中，在夺权期间及内战期间，列宁曾经不得不对这些或者那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发表过一些尖锐的评论和意见。当然，列宁的这类言论，主要还不是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而是反映在私人信件和札记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而在夺权以后，则主要反映在政府的工作实践中，见诸于各种决议、文件和公文函件中。在斯大林看来，随着列宁的病重，千载难逢的时机到来了：现在可以从老的历史卷宗里，把列宁尖锐批评某个党的著名领导干部的言论摘录出来，并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对这个人的官运施以致命的打击，并借刀杀人地说：“请看，伊里奇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除去可以援引列宁写过的东西，还可以援引列宁的对手们在激烈争论时发表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夺权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中的情形就够了：当时，列宁曾经指责托洛茨基犯下了滔天大罪；而托洛茨基也在文章中愤怒地把列宁说成是靠群众的落后性过日子的职业剥削者和不诚实的阴谋家。在列宁写给政府高层领导成员和自己的工作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内容又是何其多啊！如果把这些统统都收集起来，这将是斯大林手中何等厉害的武器！
当“三巨头”讨论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问题时，巴让诺夫明显感觉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短见，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仅仅想到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搏斗，而斯大林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在深谋远虑地思考着，怎样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列宁的威力。最后，他们决定拐弯抹角地怂恿梁赞诺夫，由他出面向政治局提出一项建议。
梁赞诺夫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被认为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人。他整天埋头于研究马克思的书信和手稿。后来，他果然真心实意地向政治局建议，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政治局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列宁研究院，任务是用几年的时间研究列宁的著作，并先把有关列宁的一切材料集中起来，以后再考虑两个研究院合并的问题。政治局还决定，这项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于是，1923年11月26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列宁研究院应该成为集中收藏一切列宁手稿资料的唯一机构，并以党的纪律相威胁，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把个人或单位档案中收藏的列宁笔记、信件、决议案及其它出自列宁之手的一切材料，全部移交给列宁研究院。
政治局以决议是根据梁赞诺夫的建议而做出的这一点为借口来掩人耳目，使中央委员们在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后会认为，政治局决议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研究列宁的著作。
斯大林特意派自己的秘书托夫斯图哈当上了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助理。其实，他早已在着手翻阅政治局的档案，把列宁的笔记抽出来分类编排。现在各种大量的材料纷纷送到他手里。他根据斯大林的需要进行分类，凡是对斯大林不利的列宁的笔记就永远消失了，而对其他人不利的材料，则被精心地汇集到一起，按姓名进行分类整理。斯大林要求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应把列宁对每一个有名望的党的领导人的责骂性的材料随时提供给他使用。
在《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中，巴让诺夫把托夫斯图哈受斯大林指派干的这件事称之为“见不得人的勾当”。并指出：“在斯大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件事起了相当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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