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百姓一直处于“被教育”的角色。媒体教育我们,警察教育我们,官员更是要教育我们。百姓似乎在方方面面都要“被教育”。伟大领袖一方面说“最大的问题是要教育农民”,一方面又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最近,中国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步伐比较快。按理说,政府应该高兴,因为这些年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但事实相反,政府官员不高兴了。12月6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4部门答记者问时,官员表示:部分领域的对外投资出现非理性的倾向,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我很奇怪:说这话的官员懂得每一个行业、调查了每一家企业吗?如何断定这些企业投资非理性呢?难道企业主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还不如官员对于投资更理性?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以分为国企、民企两大类。国企对外投资,要么是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要么是洗钱。大家都知道国内知名石油公司花几十亿美元买下国外废弃油田的新闻。那些国企高管绝对不是智商有问题,而是过于聪明,洗钱的迹象太明显了。民企对外投资,或者是看中了海外市场,或者看中了海外资源,或者只是为了转移资产,获得安全感。
对外投资,各怀心思,算盘打得都很精,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有“非理性的”,那也不是局外人能立刻看出的,更不是官员能理解的。
实际上,此轮对外投资的原因,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为了避免人民币贬值。官员们指责企业对外投资“非理性”,实际上是不想让企业把外汇汇到国外。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外投资,恰恰不是非理性,而是相当理性。
官员想遏制外汇流出,可以呼吁企业与国家共渡难关,也可以用法律手段查处违规资金。唯独不能做的,就是当经济导师,教育企业如何“理性投资”。这种教育,不仅是撒谎,而且超出了官员作为公仆的角色扮演。
有人会说,川普总统不也公开表示要吸引美国企业回美国投资?那要分析一下,川普具体是怎么做的。川普的最重要手段是:降低税收。这是想吸引企业回来,祈求企业回来,不是逼迫企业只许回来、不许出去。
这么多年来,无数事实都证明:最理性的是企业主,最不理性的是政府。
与“非理性”教育同一时间,还有官员进行道德教育——12月3日,证监会高官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
土豪、妖精、害人精,这些词汇,一般用于民间对骂。如今出自一位高官,相当罕见。问题在于,即便人家是土豪,奢淫无度了,这也是人家的私事,如果土豪的资金是非法所得,自有法院惩处,何况目前你还没有证据说人家资金非法,似乎轮不到你政府官员来进行道德指责;至于“兴风作浪”、“坑民害民”这样貌似严厉的指责,也因其缺乏实际内容而显得苍白。
证监会官员所气愤的,是以险资举牌万科为代表的系列收购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险资企业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你用法律手段制裁他;如果没有违法而其行为又确实对经济不利,则证监会应该意识到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可以尽快进行政策弥补,而不是迁怒于企业,还对企业进行道德教育。
在西方国家,哪个官员敢教育企业家怎么投资?哪个官员敢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事例;欧巴马总统视察美国某个小学,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自以为体现了堂堂总统对于教育的重视,应该被主流媒体歌颂的。结果却是,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谴责美国总统,说你不能去向未成年人灌输你官员的观念。弄得欧巴马灰溜溜的。
在美国,官员的名声是不好的,其道德形象更是居于全社会下流。而在中国,一旦你做了官,你就一定是博学多才了,一定是道德楷模了,可以教育百姓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投资、如何做人,甚至教育百姓应该生几个孩子。
国家要走向正常,每个角色必须回归正确定位。官员必须谦卑、谦卑、再谦卑。官员就是纳税人养活了,然后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服务员。纳税人所纳税款,是为了购买公共服务,而不是买个教育自己的道德榜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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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