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军与日军建立“战争同盟”，号称“反战同盟”
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记载过中共对日本战俘惩罚，既然不是惩罚日军，那么发动这个“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干什么？抓他们过来供养？
抓日本人并没有惩罚他们的侵略罪行，而是利用日本人为共产党夺取江山。让日军加入“反战同盟”，实际是“战争同盟”。
蒋总统坚决遣送日本战俘，他担心日本人被中共迷惑，为其所用，他要尽速遣返所有战俘，只留用日本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服务。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和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及将来建设需要，亟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蒋总统后来连最能打战的青年军和第七十四军都编遣了，怎么可能还用日本人来打战？到台湾后那是聘请反共人士共同反共而已，没有战斗一线人员，而且人数很少。而共产党只要对它有利，什么都敢来，中共没有任何底线。文明人与流氓打架，一定是流氓赢，因为流氓没有底线。
阎锡山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悄悄留用了6,000名日本战俘，蒋知道很愤怒，要求遣返，认为这是败坏国民政府声誉。
抗战甫一胜利，中共便马上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指示各地作：“各大军区敌工科要开始研究和处理日俘工作，今后凡战场俘虏日人，必须严格执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争取和我们共同反对美蒋”（注18）。这个指示，充分表明了中共利用日军打内战的企图，也表明了中共的一切为了内战的企图，这哪里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简直是“对美蒋的最先一战”。
华东地区的中共领导人陈毅也指示：“俘虏之日军官兵和侨民等，原则上大部即时遣送，小部争取自愿留下（如医生、技师、炮手等专门人才及能做日军工作的）”。看清楚了吧，有“炮手”。共产党劝你留下，异国他乡当俘虏的你敢不留下吗？争取日俘日侨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何呢？“抗战胜利后，华东部队在津浦路战役中招降日军4,000余人，高邮战役中俘虏900余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军，总数颇不少”（注18）。估计仅新四军招降留用日军就远远超过阎锡山。
中共拚命抢武器地盘外，也拚命抓日军战俘！又不惩罚他们，哪干什么？
中共成立了“反战同盟”，让日军俘虏加入。在很多大陆的电视电影中都看到：日军的军医、护士成了共军的军医护士，军医是军人，是为战争服务的，为中共的战争服务的，这就是“战争同盟”。
其实还有很多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日军的技术兵成了共军的技术兵及教练，日军炮兵成了八路军的炮兵，日军机枪手成了八路军的机枪手，日军的坦克兵成了共军坦克兵。共产党1946年在东北成立了空军，所有的飞机都是日军飞机，机场是日军原有的机场，所有的地勤也是原来日军地勤人员，日军的飞行员成了教练员（见人民解放军空军史），当然这些日军都是“反战同盟”的盟员。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关东军空军一手调教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之父——日本鬼子林弥一郎，当时带部队300人投共，没多久，中共仅一次就送给他5头牛和50只羊，一个月送多少次就不知道了，当时东北百姓生活困苦异常，很少能吃上大米和肉，好东西都喂肥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关东军战俘。
“东北有日人400万”（注29）。中共在东北留用了很多日军战俘，林彪的百万大军中，除了从内地去的十几万土八路，30万伪军，其他的主要是土匪和关东军。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战俘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还有近六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党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人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共军反攻，于是国军悲剧了。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注23）。
七纵队的日俘田中勇，曾为中共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1949年3月15日，共军战车队表扬了3名战斗英勇的日本人和两名模范工作者（注29）。一名叫田村义男的日本战俘，在鹿道战斗中，国军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装的山炮，两发炮弹就把钢筋水泥碉堡打了一个大洞。攻打五凤楼时，又是他两发迫击炮弹击中目标。田村也愈战愈勇，被战士们誉为“神炮手”。田村后来为共军测试八八式掷弹筒被炸死（注18）。
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在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街坊军做到了。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当时在共军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注23）。
在中共的军队里，处处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
这哪是“反战同盟”？实际就是共军与日军的“战争同盟”。
当时由于苏军在东北抢劫强奸，东北人恨透“老毛子”（苏军），也带着恨共军，甘心情愿主动参加共军的很少。国军解放长春时，市民夹道欢迎。当林彪的部队战败溃退时，路上百姓卖给他们的水是一块大洋一碗，估计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水了（《最后一战》）。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战士们把气发在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
当然共军投降也很利害，在东北，曾经一个星期就有几万人投降，他们说“国民党是革命，共产党也是革命，国民党还是政府，我们为什么打他们？（《最后一战》）”。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大家知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20万大军进大别山，出山时只有11万人，非战斗减员9万，就是病死饿死逃兵，病死饿死的很少，剩下的就是大量的逃兵和投诚起义的。其实对当兵的来说，哪个政党上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用不上为政党去卖命，只有被共党洗坏了脑的才不明白这一点。
中共的江山不是得民心得来的，是枪杆子夺来的。
没有日本鬼子的加盟，共军在东北很快死掉，哪里还有机会抢江山。请看《注释21：数数林彪打的败仗》，看看共军的所谓军事天才林彪是如何无能的。
3、保护汉奸 共同祸国
汉奸投靠日本人当干儿子，做了不少坏事，如今日本人投降了，爹都败了，对他们来说比天塌下来还可怕。眼看政府要清算、要像秦桧一样铸跪铁像了，没想到共军这时向他们伸出了救命的稻草，于是汉奸们又换了个主子。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没实现，现在换成更大的“大世界共荣圈——共产主义”。共产党与汉奸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再次开始祸乱中国。中共收编汉奸，这么做其实是保护汉奸，并利用汉奸为自己打江山。其实中共也是汉奸。
在新四军政治部1945年10月19日发出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有比较清晰的描述。它说：
“伪军、伪组织人员则非常动摇恐慌与不安，表示愿与我接近建立关系，有些要求我方派人去联络。各地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日伪军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注29）
“目前对日伪军工作方针是：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展开政治攻势，尽一切可能(不管过去有无关系)设法派员前往联络，宣传我对日伪军缴械后的政策，争取日军部分向我投诚。缴械后，给以优待，并保证其安全归国，或做到经过交涉，取得其部分物资或武器弹药。如日军愿给我们物资、武器、弹药等的帮助，我则可给以相当之金钱代价或物资慰劳”（注29）。看清楚了吗？中共向日寇买武器！而这些武器是日寇不能再使用、必需向中国人交出来的，中共还付钱。
“如愿向我缴械给我物资时，我方可表示感谢。但无论对日伪军的这些宣传、谈判，都不应见诸信件、传单等文字上，在公开宣传方面，仍以解散伪军、立即放下武器为基本内容”（注29）。
看清楚了吧？中共用尽一切办法拉拢汉奸、保护汉奸，也知道见不得人，不敢见诸文字。
东北汉奸部队被国军解散，有30万人被中共吸收。共军由于抗战中避战，中共在东北开始时战斗力非常差，被国军打得抱头逃窜。日军和这些被日本人训练良好的汉奸队伍加入后，中共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抗战中将领投敌最多的是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共46人），几乎占投敌将领的一半，其次东北军11人。喊“抗日”最响亮的人投敌最多。中央军只有2人真正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而共军有数十名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的师长、团长投敌（注32），有三个死得很蹊跷。
“西安事变”中，当时“抗日救国”喊得最响、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并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
张学良头号智囊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投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
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是张学良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其成员基本为中共党员）的骨干，他们残酷杀害了王以哲军长等人，孙等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德田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也当了汉奸；而苗剑秋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直接移民日本！
当时，孙等人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发动“二.二”叛乱，杀害王以哲中将、蒋斌中将、宋学礼、徐方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叛乱之前，蒋斌在出席有杨虎城、周恩来等出席的三方最高军事会议，散会之际，被孙铭九抓走，极有可能是周恩来下的命令，极有可能是周恩来发动的二.二叛乱）（注38）。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他们抢劫西安商会与银行，西安商户十室九空，且枪杀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二.二”兵变时，他率部抢劫军需处，掳走了一麻袋钞票，带着抢来的钱跑到中共那里。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1943年任汪伪政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上台后在天津任高官，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奇怪的是，这些汉奸，在1949年后，生活得都挺滋润。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应德田在北京安渡晚年，孙铭九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中共保护他们，连文革都没有受冲击（注31），比中共的许多将军、地下党不知幸运多少倍。
4、一个深谋远虑的谋略、一个久久准备的时机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此时此刻，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为了自己政党的上台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不惜国家打烂。中共即这样做了。
共军经过八年的休养和发展，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等到中国人民打得遍体鳞伤，等到国民党打得筋疲力尽，没人再愿意打战的时刻。
这一切不是临时的应变，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谋略、一个久久等待的时机。
整个抗战时期，中共都在准备内战，中共一切都是为了内战作准备，中共为了政权作了许多罪恶滔天的罪行。
中共为了最后内战能胜利，就在抗战中，不断地配合、联合日军打击国军。1944年，日军进行一号作战，集中50万兵力打通京汉、汉广、河内三条铁路，国军在河南进行艰苦作战还是失败了。新四军第四师趁国军新败之时，横扫国军，占了许多地方杀了许多国军，它的师长彭雪枫在被打死（注13：《彭雪枫传》）。彭雪枫对一千人的日伪军转移、逃跑1月之久，过后不久对国军几千人固守的城池进攻，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痛快，最后9.11那天用他的命记录了他的罪恶。在延安他的追悼会上，都不敢说他是进攻“固军”（国军）而死，说他反日军扫荡而死（注14）。小时候听说彭雪枫死于抗战，对他很崇拜，看了电影《彭雪枫》，知道他在抗战中打内战而死，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更早前新四军的黄桥决战，消灭了国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抗日英雄部队1.1万多人，国军军长阵亡，师、旅、团军官30余名被俘。黄桥战役的第一战果是歼灭了大量国军(刚刚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第二战果是把黄桥拱手送给了日寇。日寇就在附近，新四军为什么不进攻日寇而打国军？这就是新四军的抗日。八路军消灭的国军更多、地域更广，一次性就消灭路过的国军朱怀冰部6万（共军自说3万）人（注33）。八路军在河北歼灭10万国军（注36）。新四军的抗战虎将第四支队队长高敬亭，被新四军枪毙。中共自己编的新四军战史《长江作证》里面连彭雪枫与高敬亭的死都不敢载入；还有新四军不听叶挺指挥，使得他跑回老家不出来，要周恩来亲自去请；这事也不敢记载。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托派”左权的死更蹊跷，他死时身边的“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很可疑（注25），会不会是执行斯大林与延安命令来处决“托派分子”的？左权给妻子的信里说的“逆流”可能是指这种事，他经常表明对他迫害来自“逆流”，那么他所坚持的“托派”就是“正流”，说明他是“死不改悔”的“托派分子”。全世界的“托派”都被绞杀，他能独善其身？日本人挖了他的墓，照了相，他死亡的秘密在日本人手里。
潘汉年给日军提供了许多令日本人“高兴得发狂”的国军情报。当时的新四军人事部长曾山（曾庆红的父亲）与日本人签定秘密协定，后来在文革时被揭露出来（注11）。与黄桥决战同时，毛还有个十五万精兵计划：出动十五万八路军精兵加上二万新四军，进攻国民政府，口号是“不打到四川不收兵”。如果实施，中国当时就崩溃了，斯大林出于拖住日本而否决该计划（注2和注4）。
八路军与新四军对付日军的唯一战术是“转移”，也就是逃跑，当日军前来围剿时，年轻体壮的共军就跑了（转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共军是和尚百姓是庙，百姓就惨了，被日本人烧杀抢劫，能躲过的就只能自己活命，但是房子牲畜被毁，天寒地冻很难生存。共军“转移”，实际是把当地百姓出卖了，百姓出钱供养共军打鬼子，结果鬼子来了，共军跑了，百姓挡灾。共军把老百姓出卖了！可以说，日寇的“三光政策”是在共军的无作为下得以实施的，当日军在山东省兵力达到五万时，八路军就分兵逃窜(注1)。中共的笔杆子还在为共军的“转移”辩护，但是如果国军也像共军一样“转移”，那么日本人真的是“兵不刃血三个月”消灭中国，大敌面前，硬碰硬的时候，怎么能“转移”呢？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红军为什么不转移？
共军只对日军“转移”，对国军从来不但不“转移”，而是主动攻击。八路军在河北歼灭10万国军（注36）。国军在敌后战场有100万正规军，少数被日寇消灭，多数被共军消灭。
没有中共，中国的卫国战争比现实中容易得多。
中共还到处袭击国军（注33）。中共甚至把前往抗战前线的双枪老太婆的儿子赵侗、连同他从重庆带往敌后的345名抗日干部和军人一起伏击消灭，事先就定下不留活口，要嫁祸日寇。赵侗部下许多人投降，当时队伍中有25名女青年，贺龙下命对投降者用刺刀挑死，并污蔑他们为匪。参与其事的还有聂荣臻的部队，是延安下的命令。赵侗是民族英雄，他在东北抗日，部队多时达12,000人，并任辽南临时政府总裁，曾与朝鲜革命军联合组织中朝抗日同盟军。赵侗领导少年铁血军，转战辽南20余县，历经大小300余战，杀敌4,000余，俘日伪军警2,000余名。他又在北平砸开德胜门监狱，救出许多共产党员，并创建平西抗日游击队——国民抗日军，部队发展达10,000多人，后被中共内部分化，成为聂荣臻的部队和中共根据地。赵侗牺牲时仅28岁，他家三代人投奔抗日，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他母亲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在大后方奔走宣传抗日，人民家喻户晓（注15、33、34）。这样一个世界性名人、对中共有大恩的人，中共都如此下毒手，其他不知名的抗日人士、抗日英雄，中共不知道消灭了多少，中共正是靠这样做而发展壮大的。中共为了政权，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一般人无法想像得出中共有多坏。
共军在抗日中发展历程基本都是：到达某地后，先对当地的自发抗日武器和被打散的国军收编，不愿意的就消灭。收编稳定下来后就整训，把中下级军官换成共党分子，不是自己人的用“抓托派”等方法杀掉，对最有影响力、最核心的人物也杀掉。仅杨成武大的收编就收编了赵侗（11,000多人）、孟阁臣（7,000多人）、刘玉昆（5,000多人），最终孟阁臣被杀、赵侗跑掉后也被杀、赵玉昆见机不妙，为了活命投靠日军（注37）。
中共甚至还种鸦片，用它毒害人民的体魄和精神，作日本人的帮凶。
《延安日记》记载如下：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全面抗战八年，中共的延安整风四年。整风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奇毒无比，它号称“文艺要为阶级服务”，从而否定了文艺要为真相服务、为真理奋斗的精神，其实搞阶级斗争就是祸害民族。从此中共的文艺工作者成了祸害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中共的历史工作者，成了篡改历史的工作者。电影《地道战》，描述一个民众用地道轻松打鬼子的光辉事迹，而实际上，《地道战》的原型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实、一个最最失败的战例：群众与战士被杀了一千多人，而鬼子只伤亡几个而已。对付有毒气的鬼子，简易地道简直是自己的棺材，在日伪军扫荡面前，不堪一击（注36）。共党的文艺工作者真恶心，把自己失败的丑事，竟然改成光辉事迹，拿出来大吹特吹，究竟夸耀自己的耻辱呢？还是歌颂敌人的胜利呢？这种事世界上只有最无耻的中共才做得出来。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就是这个内战总的指导方针，其他匪首也不甘落入人后。中共第七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在延安召开。在会议上，刘少奇说：“国民党的主要军队在西南，我们派两王部队（王震的359旅和王首道的358旅），下江南，与李先念的部队形成一条防线，在日本投降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让我们自己抢夺城市”。周恩来接着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只要我们先占了，那就是我们的了。”（见《凤凰周刊2005年某期》和《王恩茂日记》）。这不是在准备打内战吗？这时共产党夺权线路是“从城市到农村”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
共军只敢打国军，不敢碰日军，打国军打不过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刘伯承用过，见《一寸河山一寸血》），就能化解危机。共产党不敢过早地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个命令，投降前日军的战斗力是相当强大的，过早进攻日军相当于鸡蛋碰石头，共军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日军在山东省兵力达到五万时，八路军就分兵逃窜(见《最后一战》)。投降后的日军已经无心战斗，没有多少日军想为他们原来的敌人——中国政府打战，共军选择的时机如此阴险。
这个时机不可能提前发动，因为中共一直认为日本人还可以坚持二年，毛一直想依赖美国人或者苏联人打日本，他的军队用来打内战，所以绝对不会过早发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时中共的高干也全部在延安，没有任何“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在苏联军队快速前进时，毛感到很惊讶，他认为日本人（关东军）还有强大的实力，怎么如豆腐一样呢？他不明白兵败如山倒的道理。日本是个很势利的民族，看打不赢就不打了。日本再不投降，它整个民族会有灭亡的危险，它能不投降吗？投降越早，对日本越有利。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毛的智力还没有达到普通人的水准，却认为自己阴冥，太无知了。
共产党在八年里极大地发展了自己，它的党员发展了60倍。《延安日记》里记载“在目前121万党员的总数中，1921-1927年入党的只有1千人；在1927－1937年时期入党的只有2万人。”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发表后，共产党紧接着任命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等等一系列城市的市长（接收市长），共军在争夺这些城市(见《最后一战》)。只是美军帮助了国军，使共产党的这个图谋没有得逞，所以共产党非常仇恨美国人。（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