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德国各方面了解了不少，但我必须承认，在读到《质问希特勒》一书前，我对汉斯．利腾(Hans Litten)这个名字是完全陌生的，问了身边的一些德国人，同样也不知道他是谁，在德国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然而，在今天德国的首都柏林，有一条街就叫做汉斯．利腾大街，德国律师协会就位于这条街上，而协会所在的那栋楼，同样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位于德国地方法院的汉斯．里顿Hans Achim Litten半身像（维基百科）
位于德国地方法院的汉斯．里顿Hans Achim Litten半身像（维基百科）
汉斯．利腾显然是一名律师。以律师的名字来命名律师协会所在的街道和大楼，似乎可以理解，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柏林高等法院内，也矗立着汉斯．利腾的半身像；在庄严的柏林地方法院，还悬挂着一块专门纪念他的牌匾。在以严谨闻名的德国法律界，本应与律师保持距离的法官们，为何同样向律师利腾致以敬意？
这无疑应与利腾不畏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律师应有的节操和风骨有关，这其中以利腾将权倾一时的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逼上法庭并加以盘问，最令人震撼。
希特勒被逼上法庭
1931年5月8日，是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出庭，为“埃登舞蹈宫案”作证的日子。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此时的希特勒虽尚未掌握德国最高权力，但其纳粹党的发展势头却不容忽视。纳粹党的早期成员是冲锋队，冲锋队的规模在1931年就翻了三倍，从1月份的88000人升到了12月份的260000人。他们的重要职责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比如共产党人。
纳粹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还要“感谢”1929年10月的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当时，德国经济受到重创，失业率奇高，人民对魏玛共和国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政府。
希特勒遂利用这个机会，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同时，他一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展开更强大的宣传，对各阶层人民不断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一方面又通过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宣称该党是“大众党”，并重点向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发动讨好攻势，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希特勒还意识到，只有通过纳粹党一贯藐视的国会选举，才能“合法”的攫取权力。因此开始对冲锋队的暴力行动有所限制，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这引起了冲锋队的强烈不满。希特勒的策略是奏效的，至少1930年9月纳粹党在选举中的大胜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埃登舞蹈宫案”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930年11月22日晚，一群纳粹冲锋队队员在柏林一家名叫“古镇”的酒馆喝酒，相隔几个街区的埃登舞蹈宫正在举行两场派对，一楼是面包师糕点协会的舞会，二楼是旅行家协会的派对，而这里通常是左倾团体聚会之地。
按照冲锋队的说法，那天晚上包括被告人利布舍尔在内的两名冲锋队队员称，他们在经过埃登舞蹈宫时，遇到了袭击，大约20名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满腔怒火，赶到了埃登舞蹈宫。他们强行闯入楼内，冲入一楼的房间，发现要找的人不在——这说明冲锋队队员明显知道要找的人是谁，与其后来在法庭上辩称的这场袭击是对不知名敌人的回应是矛盾的。
于是，冲锋队队员又来到了二楼，一名冲锋队队员开枪打伤了旅行家协会派对中的三人，一人伤势较重，两人较轻。开枪后，冲锋队队员迅速离开。警察在冲锋队员离开后，赶到了现场。经警方和法院调查确定，冲锋队队员康拉德．施蒂夫是领导者，他与贝利希、利布舍尔、韦泽曼被控射伤三人。四人对于控罪都予以否认。
在埃登舞蹈宫案后，纳粹冲锋队开始了在当地为期三个月的暴力活动，而柏林官方却予以纵容。身为律师的汉斯．利腾参与了代表受害者对行凶者指控的两起案件，包括埃登舞蹈宫案。利腾决心利用这个案件，表达一种宽泛的政治观点，即冲锋队所犯下的暴力罪行，是纳粹计划中的必要因素，他们执行的命令出自希特勒的直接授意。
在利腾的要求下，法庭准备传讯希特勒出庭作证。许多德国人想知道，这一次，这个国家是否会对纳粹的暴力行为作出更严厉的处罚，甚至是否会处理对此负有责任的纳粹领袖。而纳粹领导层则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泄露柏林冲锋队从事系统性暴力的真相，将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他们小心谨慎建立起来的“合法路线”主张。
盘问希特勒
对于即将走上法庭的希特勒而言，为埃登舞蹈宫案作证并不简单。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不会面临可能出现的国家公诉，他不得不高声断言“在政治斗争中，他将只会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又要让亲信卫队冲锋队相信，他的主张不过是一个“幌子”，一种“能够成功骗过有钱施主的伎俩”。
面对坚毅的律师利腾，希特勒会成功吗？
希特勒终于站上了埃登舞蹈宫案的证人席上。当时的德国刑事诉讼法与现在的一样，在询问证人时，赋予了审判长的主导地位。本案的审判长、高等法院大法官奥内佐格直接切入了正题，“四名被告人所属的‘暴风33队’是一个突击队，按照自诉人律师主张，这支突击队是被有目地的组织起来，意在执行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行动，而纳粹党的领导层不但知道这个计划，还批准了它。你是否知道四名被告人加入的‘暴风33队’？你是否知道其他的领导人？”显然，大法官问询的问题都来自利腾。
希特勒否认了利腾的指责，称冲锋队只是保护纳粹党“不被左翼恐怖份子攻击”以及“从事宣传工作”。不过，希特勒无法解释的是，为何他在不久前在《人民观察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柏林冲锋队长施腾内斯“只不过组建了几支卑鄙的突击队”，这至少表明他是知情者。对此，希特勒百般狡辩，重新诠释“突击队”的意思。
很快，冷静的利腾发话了。他不屈不挠的继续就突击队的问题盘问希特勒，希特勒的回答是自相矛盾，连一名法官也看不下去了，插嘴道：“我无法理解的是，你怎么能因为组建突击队，而责备施腾内斯。”
利腾盘问希特勒的另一个方向针对的是纳粹党对其宣传部长戈培尔所作声明的批准。1930年1月，一个柏林冲锋队队员（也是一个皮条客）被杀，戈培尔在亲纳粹的《攻击报》上写道，凶手“必须被打成肉浆和肉泥”。利腾就此发问，如果纳粹党没有执行任何暴力行为，戈培尔的口号又是什么意思呢？
希特勒再度辩称，口号的意思是“必须挫败、破坏敌人的组织”，而非“袭击谋杀敌人”，等等。对于利腾要出示四名被告人所携带的武器，希特勒也含糊其辞的拒绝，称在威胁的气氛下，携带这样一种武器是可以理解的。
在希特勒作证两个小时后，利腾请求法庭批准再向希特勒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要希特勒描述一下一场有组织的袭击。15名或20名携枪的冲锋队队员，因为害怕共产党人的攻击，以自卫的名义发动了这场袭击。
第二个是当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宣传部长时，他是否知道戈培尔印制的的《国家社会主义》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如果纳粹党最终不能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我们就要闹革命！我们就是要让国会去见鬼，用德国人的拳头和德国人的大脑来建立国家！”这段话出自小册子1929年出版的第二版。
第三个是提到了一则传言，说在1930年10月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向总理布吕宁承诺，如果他受邀加入其政府，他将解散冲锋队。
在研究了三刻钟后，法庭同意就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向希特勒发问。第二个问题无疑让希特勒十分难受，他在回答利腾的盘问时开始结结巴巴，并尽量回避自己知晓内情。
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希特勒“激动万分”。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任何背叛他的私人武装的表述，都可能成为政治灾难。是以，希特勒坚决否认与布吕宁有任何的协议。“解散冲锋队，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纳粹党的末日……等于要我自杀，或者要我的党自杀。”
希特勒的咆哮
在短暂休庭后，利腾再次向希特勒发问，在1930年大选前两周，面对施腾内斯的叛乱，希特勒在全副武装的党卫军的护送下，对柏林的冲锋队酒馆发起了一次公关之旅，但一些冲锋队队员在迎接元首时带着明显的敌意。利腾问这是否属实时，希特勒狂怒不已，说道：“完全是疯了！”“在每一家酒馆，迎接我的都是暴风雨般的热情。”希特勒的回答引来了旁听席上的一阵笑声。
此时，希特勒业已作证三个多小时，根据当时媒体报导，他“相当疲惫”。法庭在午休后继续。法庭开始询问施腾内斯和另一名冲锋队前指挥官韦策尔。施腾内斯否认事先知道埃登舞蹈宫案，也否认制定过这样的计划，但他承认纳粹党的组织与其宣传之间“极不相称”。他的意思是纳粹党向冲锋队队员宣扬暴力，同时却向中产阶级选民摆出合法的姿态，这样冲锋队处于窘境。韦策尔也证实了这一点。
利腾于是对施腾内斯和韦策尔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冲锋队对纳粹党所持合法路线政策所持的态度，以及纳粹领导层对暴力行为应负的责任。在希特勒和其律师卡梅克以及纳粹党首席法律专家弗兰克商议后，卡梅克表示强烈反对，法庭驳回了利腾的问题。
利腾遂将希特勒重新召回证人席，继续就纳粹党的路线和戈培尔的《小册子》问题盘问希特勒。在利腾的追问下，处于两难处境的希特勒彻底失去了冷静。利腾后来说希特勒“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子一样尖叫起来”。
希特勒满脸通红的向利腾咆哮道：“……最重要的是，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在号召走非法路线？这是一种无法得到证明的说法！”利腾不为所动的说：“纳粹党的出版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立场明显与纳粹党的路线相反，这怎么可能？”
显而易见，利腾击中了希特勒的自相矛盾之处，而希特勒被逼入了绝境：否认冲锋队的革命精神，将会引起冲锋队队员的怀疑，认为希特勒某一天会背叛他们；信守合法路线，又会危及其1923年政变失败以来所奉行的选举策略。希特勒在法庭上一再的狡辩、回避、大发雷霆，正是为了避免自己直面这个问题。
就在希特勒绞尽脑汁如何回答利腾的问题时，大法官奥内佐格拯救了他，称利腾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并打断了利腾的抗议。希特勒摆脱了危机，但他对利腾的愤怒并没有消失。
而希特勒在利腾盘问下的窘态，所有的观察者们都看明白了，并明确点出，还有媒体把希特勒比作一个“油腔滑调的剃头匠”。
埃登舞蹈宫案最后判处冲锋队四人分别为5年零6个月、5年、2年零6个月和2年。利腾在结案陈词时表示，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应该是20人，而不是4人。他还指出，纳粹党的证人整体上不可信，希特勒至少作了4次伪证。不过，无论是冲锋队队员、公诉人，还是利腾的客户，都向德国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利腾上诉的基本点就是奥内佐格法庭忽视了希特勒的证言。
1931年11月，德国最高法院听审了这起上诉案，但并没有对判决结果作出重大变更，判决书中称利腾带有政治性的提问与本案并无关系。而利腾此后为了这次盘问希特勒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希特勒不会忘记利腾对自己的羞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