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后，习近平在11月2日再亲自说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简称：《条例》）如何起草出台的情况。该说明透露出6大政治搏杀重点。
习近平的说明主要分为四部分：文件稿起草的原因；起草的过程；起草的原则和基本框架；特别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搏杀重点：与打击江派时间点高度吻合。
说明一开始就透露，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制定《准则》和修订《条例》，至3月1日，文件起草工作就正式启动。
这个时间点，是在习近平实施军队改革一两个月后，中共政治局才决定要制定规则，并且很快就启动起草工作。
这段时间，1月中下旬到2月初，16省省委书记喊出“习核心”。此时，密集传出江泽民父子被软禁、限制行动的消息。最为离奇的是，2月29日清晨，竖立在福建厦门集美大桥的江泽民题字的石牌突然断裂成两半。
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该修订版否定了1999年6月11日江泽民时期制定的免责规定。
第二个搏杀重点：居高临下不把刘云山放眼里。
习近平说：“我在给刘云山、王岐山同志的批示中指出……”，这里是用“批示”而不是“指示”，地位身份跟之前的“集体领导”时期用词完全不同，“批示”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突出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比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高，是上下级关系。
再有，制定《准则》和修订《条例》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负责党建的刘云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任副组长，并由他们负责执行。
不过，接下来具体制定时，是“根据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关于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的要求，中央纪委机关先后召开7次专题会议，研究党内监督条例修订工作。”
也就是说，实际操刀者是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而刘云山只是图有虚名。
第三个搏杀重点：要解决“政变问题”。
习近平在说明中表示，中央政治局决定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从制定《准则》和修订《条例》，主要考虑三个方面。
其中第三个方面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并指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江派官员的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
这说白了就是“政变”问题。
第四个搏杀重点：打击江派有效，但还未彻底。
习近平暗示江派官员的政变问题后，接着说“虽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多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一些问题还可能再冒出来”。
所以要“不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防范和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
这里可以解读为，习近平上台大力反腐有效打击了江派势力，但还未清洗完，还要将之前打击的经验和方法制度化，使之更加“名正言顺”。
第五个搏杀重点：重点监督196名中共高官。
习近平在说明的最后，重点说明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以高级干部为重点”。
习近平表示，从严治党的对像“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他在三段相关段落中都重复提到“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
中共“十八大”时，选出的中央委员有205名，包括25名政治委员及其中的7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这4年的反腐中，打下了10名中央委员，另有1名中央委员病亡。这次六中全会增补了2名中央委员。也就是说，《准则》和《条例》重点监督的“高级干部”，一共有196人。
这显示，习近平要彻底打破中共过往“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为接下来彻底清洗江泽民、曾庆红及江派常委制定党内依据。
第六个搏杀重点：中央层面有专门要求，“连消带打”制约江派。
习近平在说明中说，条例稿也对中央层面提出了专门要求。比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互相监督和举报其他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如实报告个人重要事项，有意见必须以真实姓名向政治局和中纪委常委反映。
习近平这一招连消带打（防守的同时，又攻击），对江派高官起到有力的制约，既能防止江派高官私下对“习核心”进行“妄议中央”，又能用《条例》逼江派官员交待家族的贪腐情况。
今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那六中全会确立“习核心”，则是对“压倒性态势”的进一步印证。习近平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在习江斗中一步步树立起来的权威，未来清算江派的过程中还将会有另一番的搏杀。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