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07日讯】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开始对他使用一种酷刑──大环背铐。警察将于余文生的手臂向背后环绕在又高又宽的铁椅子背上，由于他个子矮、手臂短，手臂根本不能环绕铁椅子，够不着，结果警察硬给掰过来，拷上。余文生顿时感受身体的肌肉骨骼完全被拉紧，手当时就肿了。给余文生用刑的警察还不断拉动手铐。每一次拉动，余文生都会惨叫。
2014年10月13日，北京律师余文生突然被中共抓捕。
余文生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收入相当于高干子弟家庭。经历这种酷刑，用余文生的话说，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他第一次感到“离死亡是这么近。生命是这么脆弱”。
从11月2日晚到11月5日凌晨，余文生经历了3次“大环背铐”。这种拷刑由于用力拉伸造成他的腹膜被拉破，小肠溢出。也许是酷刑的折磨带来的疼痛，令他忽略了腹腔的异样感觉，10天后，余文生才发现自己有了小肠疝气的症状，很疼。小肠疝气，即人体组织或器官一部分离开了原来的部位，通过人体间隙、缺损或薄弱部位进入另一部位。
11月20日，余文生被转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所作的体检证实了这一点。结果，警察对他说，你们家人有“小肠疝气”的家族病史，是遗传的。余文生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说家里遗传，但是你提前十几年、二十年让我得了。”后来，余文生在死囚牢度过61天。出狱之后，他马上被迫做了小肠疝气手术。
酷刑的目的是让人屈服。中共没有想到的是这段牢狱之灾却成为余文生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余文生出生在语言文化大学（后来的中国矿业大学），从小在北京机关大院长大，经常能见到一些中共高官，“下台的副总理陈永贵那个时候买菜，就排在我前面。”这些经历令他对中共官位的高低没什么概念。
余文生的父亲原是空军技术军官，转业后曾在旅游局负责外宾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在当时实际上属于政治任务，也有一些特权。父亲工作比较忙，有时候把香港明报、大公报、还有一些内参带回家看。这是那个闭塞年代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
余文生小小年龄就失眠。晚上“家人睡觉，我起来看报纸”。
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余文生从小就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和普世价值。“很小时侯，我跟父亲说过，华国锋要下台；苏联会解体；中韩要建交。”
他的思想与同龄人显得很不一样，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中共是专制政权”的概念。
“民主潮流是大势所趋，任何事情也阻挡不了潮流这种事情，我想中国将来一定会变。中国将来必然要走向民主化、法制化。”这也是促使他选择律师作为职业的原因之一。
余文生笑说，或许是归功于失眠的习惯，晚间有大量时间看书，他的律师资格考试在1999年顺利通过了。
从2002年起，余文生正式执业，不过，他一直主要是做民商律师。
“如果（北京）当局没有抓我，我可能还只是个民商律师。”
2014年因为代理维权人士张宗钢支持香港占中一案的辩护，余文生被关押了99天，先在北京大兴看守所，之后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死囚牢关押61天。
死囚室一共12个人，共4个死囚，另有6个陪号的（陪死囚的犯人），余文生也是陪号的。牢头对余文生说过：“来到死囚牢政治犯，95%都会屈服的。不屈服就上手段，我在这里8年了，还没见过不屈服的政治犯。”
余文生说，“在死囚牢里，精神压力非常大，因为死囚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除了陪号，在这里，余文生被提讯约100次。一次次的提讯令他在妥协和人性尊严之间一次次地挣扎。
“你退一步，他们进一步。他们会变本加厉的，直到你最后无路可退。让你活得毫无尊严。继续折腾你，往死里折腾你，他们做事是无底线的。你什么下场，要给人瞧。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在这里，他被迫做笔录，被迫签下了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
后来，警察又对他说：不行，你要交代别人的事情。
余文生说：不能栽赃别人的事情出来，是吧。
结果，警察背对着摄像头，说：你编，也得编出别人的事情出来。
余文生拒绝“交代”别人的事情，这是他的底线。
警察一度给余文生的感觉是，如果不说别人的事情，你就出不去了。“但是我知道，我一说别人的事情，就更出不去了。说得越多，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小。”
“他们的目的是达到第一步，就想达到第二步。他们想得到什么，他们就永远把你变成什么（人），就是一个精神奴隶。”
在中共的监牢里，“退让，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只能让自己更加被动。你得抗争，不断抗争。只有抗争一条出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后来抗争了。我现在的空间，也是抗争的结果。”
妻子许艳在余文生被关押期间委托了8位辩护律师，一直为努力营救他而奔走。“面对（北京）当局给她的一些压力，她可以说不屈不挠。”对于妻子的付出，“这不是语言能表达的。我觉得，遇到她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回过头来看这场牢狱之灾对他带来的影响，余文生说，“原来我觉得共产党可能会改良，但是现在我越来越不相信了。他们（共产党）不会走向民主，只会更加专制。”
他又举例说，由于在死囚牢陪号能得到减刑一些好处，重刑犯也争取陪号。一位因贪污受贿被判13年的重犯人为了获得减刑，在死囚牢里再次行贿，以获得陪号的机会。“你看这个社会，太不可救药了⋯⋯”
“这段死囚牢的经历让我看淡了生死。思想上超越了很多，使我现在做很多事情不惧生死。”
出狱后，余文生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的违法行为，要求追究涉事警察的责任。
“我就是依法做事。只要不违法，我决不妥协。包括给法轮功辩护也一样。”“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X教了？没有。”
“从一开始镇压法轮功，我就不相信（中共）。天安门自焚，我一看就是假的。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人都烧成那样了，还能说话？绝对说不出话来。”说到这里，他又笑了。
2001年1月23日，中共江、罗政治流氓集团在天安门导演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用来构陷法轮功，煽动仇恨，为继续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借口。但是，整个“自焚”伪案漏洞百出。
迫害发生后，余文生很早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不能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余文生后来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他发现很多律师接法轮功的案子。于是，余文生也开始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2014年，余文生参加了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案辩护。此案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关注。此后，余文生继续接维权的案子，也包括法轮功案。
2016年9月13日，备受外界关注的周向阳李珊珊一案在天津东丽法院开庭。
受周向阳的母亲王绍平女士的委托，余文生作为辩护律师之一在天津东丽区法庭为法轮功学员周向阳辩护。
有人说，当天余文生为周向阳所做的辩护词堪称法律辩护经典。在大陆维权律师的圈子里，也颇有反响。事后，有七八位律师向他索要。
在法庭上，余文生律师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自1999年至今类似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可以不顾事实法律的政治迫害运动，源于前党魁（江泽民）欲加之罪的非法意志，一人之令”。
“在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赋予国家元首和最高法院认定一个组织是否邪教组织的权力，因此，无论江泽民的讲话也好，还是最高法院的通知也好，都没有合法授权。”
迫害法轮功“其错误之明显、严重，为祸之烈，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牵涉善良无辜之多，恐怕是空绝千古！”
而法轮功学员“在17年遭污蔑打压的岁月里，已经向人类真实地展现了他们自己，得到了普遍地接纳和赞扬。17年来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
余文生对记者表示，“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太不容易了，他们经历的苦难，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打死打残，近千万人遭到这样的打压。17年来，他们不屈不挠的坚持值得我们律师尊敬，我们要尽所能为他们辩护，让他们少受迫害……为法轮功去伸张正义。”
“我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在接触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过程中，我感觉中国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包括周向阳的母亲和周向阳。”
对于如何形容他自己，电话那头余文生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坚定和冷静，“我韧性比较强，做事比较坚持。别人可能会半途而废，我认为对的事情，我会坚持做下去，而且会坚持到底。”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