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升平的G20峰会刚落下帷幕，就传来了甘肃农村惨绝人寰的杨改兰血案。28岁的母亲用斧子和毒药结束了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命，父亲几天后亦服毒自尽。这门惨案引发的悲哀、愤怒、痛心、疑惑、不解，猛烈地席卷了中国。人们在问，杨为何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告别人间？谁应当为这桩惨案负责？
对此，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家和众多网友展开了激辩。单仁平在“杨改兰事件令人悲伤，煽情何其简单”一文中指出，杨改兰事件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极端特例，她个人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在道德上应被谴责；中国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扶贫最成功的国家，虽然仍然存在一些漏洞；这么大的国家，工作成就只能是相对的，有疏漏则是绝对的。
《环球时报》的冷血回应激起了极大民愤。他们说，杨改兰都绝望到自杀了，还被谴责，这种谴责是站在当权者一边，没有一点人性；这样的悲剧完全是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真正需要扶贫的却得不到；好大喜功的政府到处撒钱，就是没钱关心一下穷苦底层人民；生活在自己土地的人民因为贫困采取极端方式，说一句“国家大难免有漏洞”来解释似乎太过粉饰；谁愿意在幸福的生活中杀掉自己的孩子，单先生，您会这么做吗？是什么样的生活逼得人活不下去了，难道我们就不该深思吗？
笔者赞同网友对单仁平的谴责。在做了大量的homework之后，我对杨案有这样几点看法：第一，中国扶贫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农村许多地方充满了荒诞、不公与腐败；第二，杨改兰面临的绝望困境在农村底层绝非个例；第三，政府应对杨改兰惨案负责。
国内一些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在扶贫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荒诞与不公。杨改兰家在村里被村民称做是“最困难的一家”，却被取消了低保资格。据澎湃网站报导，阿姑山的村干部李进军说，杨家低保被取消，是村民经过投票、商议的结果，因为杨家人老实，不爱说话，因而人缘不好，低保被分给了其他比杨家境况好得多的家庭。相关部门还解释说，杨家的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人均纯收入为5226.5元，还有三头牛，高于农村低保标准，所以被取消。这种说法显然违背常识，引起了解农村情况网友们的激烈反弹。他们说，“一年差不多4万的收入能活成这鬼样子？蒙谁呀！我老家亲戚一年3万左右都是新瓦房大院子！”杨家住的土坯危房照片，已传遍互联网。
其二，杨改兰面临的困境在农村底层绝非个例。在澎湃网站，可以看到许多农村网友或了解农村的网友贴的对申请低保的直接体验。他们说，在我们县就是这样的，“人家有车有房开着店铺的家里领着双低，而真正的穷人要想办一个低保还得花钱去求人受冷眼还不一定给办”；“三头牛就不能吃低保了？问问有多少户三台车三套房的在吃着低保！”“亲见一个儿子在英国上学的家庭还有低保领！”“农村的低保大都是给恶霸啦村干部的亲戚什么的，真穷人老实人啥都没有”；“在西北地区，能领上低保的都是有钱人，要不就是和村干部关系好的，真正贫困的都领不上！”如此扶贫，简直就是笑话！
其三，当地政府应对杨案负责。官方舆论引导试图显示，杨改兰惨案跟贫困和取消低保没有关系。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在阿姑山，富裕的人能拿到低保，贫穷的人却拿不到，至少是政府渎职。在农村许多地方，谁是低保，由几个村里代表或党员说了算，这些人通常没有同情心，村民谁给他好处就选谁做低保，有钱人可以轻易把真正的贫困户挤下去。中国扶贫“扶持谁”，在许多地方，已经落入贪官污吏之手。
学者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根据自己在华北某县自杀案例的调查发现，乡村的自杀者经常把死亡视作一种抗争；面对生活中的不公、遭受的委屈，他们没有管道表达自己，干脆通过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发泄自己的怒气，他们在寻求一种失去的正义。杨改兰或许也是要用全家死亡这种决绝的方式，发泄怒气，抗议不公。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