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杨改兰，那事很敏感，要被和谐。
我谈的穷人，是50年前的。50年，是不是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这个相对保险，相对不会被和谐吧？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初，我应邀到四川雅安下属的汉源县参加一个会议。汉源那地方，山高路崎，大渡河及其支流纵横。前些年，因修水电站，这里好像还发生过一起群体事件。读者自行度娘。按下不表。
水电站高峡出平湖，全新的县城就依山就势建在湖畔，城虽不大，却干净整齐，夜晚灯火错落，倒映在宁静的湖水中，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温婉安详。
当地赠送的一本书，很快打破了这种温婉安祥。
这是一本内部出版的书，由汉源县政协编印，题为《我所经历的食堂化：汉源三年困难时期纪实》。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百度百科有一个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兹引如下—-如果不加以解释，估计众多80后、90后已经不知为何物了。人类就是这么健忘。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汉源县政协这本书，编委会在序言中称，“大多数是本人的亲身经历”。酒店里，我花了一个晚上读完这本只有13万字的小书，掩卷沉思，心中涌上好几个念头。
第一是感叹：你永远不知道穷人有多惨。
第二是庆幸：幸好我没有生活在50年前。
第三是愤怒：近年来，不少学者和伪学者纷纷指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谎言，甚至是某种阴谋。那么汉源发生的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难道是汉源人民向壁虚构的吗？
该书引用官方统计资料说，该县皇木乡（皇木因明、清两代建造皇宫殿宇采伐原木于此，故得名皇木厂）1959年，该乡劳动力1520人，1960年1223人，减员297人；1961年1145人，又减少78人。三年困难时期共减劳动力375人，占总人口的24.6%。
皇木地处深山，地广人稀，有大量野果野蔬果腹，尚且死亡如此之众，何况那些地狭人稠的平原呢？
一县如此，一省亦复如此。该书第一篇《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中说，“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病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人数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高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李井泉系江西人，老红军出身，担任四川一把手多年。三年困难时期，李将大量粮食外调，导致川中灾难雪上加霜。关于此人的命运沉浮，颇值另写一文）。
如果说这些死亡多少、减员多少的数据是宏观总结的话，那么书中绝大多数个人的回忆，则从一个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苦难年代一个边远县份的人民，由于肉食者的失误而遭遇的可怕灾难。
从汉源回来，我一直打算以汉源作为局部，写一篇长文透视那段业已云遮雾绕的历史。但琐事猥集，且题材过于沉重敏感，一直未能下手。近日牙疼，读书打发时日，遂将此书重读一过。
长文尚需假以时日，在此，不惜做一回搬运工，先将该书有关内容予以摘编，既作为写作长文之资料准备，亦为广大读者开一扇遥望先人苦难的小窗。
谁要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959年下半年，粮食严重不足，许多食堂出现断粮断炊，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节约用粮，国家配给干部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每月30斤降到22斤再降到19斤。”
“我们的口粮最早是月供24市斤，60年以后减为19市斤，以每月30天计，日均6两，每日两餐，一餐3两。这个标准在大酒大肉副食充盈的今天，可能消费不完……那年月，无蔬菜，无副食，无油荤，人的胃已经退化成牛的草肚子了。”
“社员在山坡、地边挖土三尺找野菜充饥，吃国家粮的干部职工不准参与，不能混同于老百姓。有两位女教师在背后山坡上寻找野菜，被公社领导好一顿批评：身为人民教师，竟敢带头闹粮。”
“那时我全家11人中9人住在山区，2人在工厂和行政单位工作，与别人相比有一些自救能力，但还是在食品缺乏导致的饥饿和肿病中，得不到有效救治而死去2人，6人轻度水肿未住医院，3人严重水肿住院后活了下来……伯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1960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吃过晚饭照常背着背篓上山去岩脚草棚里守防野猪糟蹋玉米，第二天便没回家，在一根土坎脚死在了装满牛草的背篓下面。是因身无力气，被压倒在地后，终于没从死亡线上挣扎起来。1960年7月，最小的妹妹，才8岁，上山放牛，饥饿中吃了过多的马桑果，产生腹泄，得不到救治转成了其他疾病，两天后病情严重，极度虚弱，脱水而死。”
“一开始是白天下种，到了晚上，所有饿得不行的大人小孩，就到地里把种下的玉米掏出来，吹一吹泥巴，就丢在嘴里生的嚼烂吞下肚里。后来工作组检查发现，所有下种的玉米都没有了，就想出用人粪便拌种……饿得心慌的人们管你用什么拌种，照样在工作组没有发现的瞬间，把玉米种子掏出来在身上擦一擦就丢进嘴里咽在肚里……这时想出更绝的拌种手段，即用煤油加桐油来拌种……但人一旦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就会不顾一切了……就到地里一粒一粒地把玉米种子掏出来先用河沙揉搓，再用开水烫一下就吃了……工作组最后宣布用剧毒农药‘六六六’粉拌种，人畜吃了都只有死路一条。那时饿得只有一口气没有断的人们，还是把种子掏出来在身上擦一擦就吃了，确实如工作组所预料，当时就死了不少人。我也是吃了‘六六六’粉拌种的玉米后口吐白沫死过一次的人，是父母发现后使劲灌冷水，用手不停地在我嘴里捞吐才抢回来的一条命”。
“在花滩电站上面的转弯处，即发现公路上躺着四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司机赶紧停车，下车想让他们离开公路，司机伸手刚去扶其中一个人时，那人抓着司机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师傅您就是行行好，把我们碾死算了，免得我们活受罪。’……到了荥经县城，我们一行下车吃饭，每人买了一小碗饭放在桌上，转身去取菜汤。冷不防从门口闯进几位骨瘦如柴、满脸污垢的小孩，伸出黑□□的小手抓起我们的那小碗饭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衣裳里倒。”
“吃了米糠大便屙不出来，用竹棍掏，肛门被刮出血来。我饿得眼皮掉下来几乎遮着眼睛，头发蓬松，满脸胡渣，青瘦似鬼。有个农民问我，‘孙老乡，你恐怕满六十了吧？’当年我才30来岁啊。”
“为了充饥还将采集的野菜、泥巴放在汤汤饭里或直接吃下。各种骨头也成了充饥的食品，蚯蚓、老鼠、癞蛤蟆和各种病死动物更成了美食。用药物拌种种在地理的洋芋、玉米等也成为充饥的好食品……在‘妈妈哎，我饿得很’的惨叫声中每天都有人死去。死去的人无棺木安葬，或拉出去丢在山上毛坑里，或挖个坑放在地坎下挖点泥土盖上。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天天都有……皇木街上健在的8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李成兵夫妇二人，李说，困难时期他家饿死了5口人，爹妈、岳父岳母和他的一个孩子。他扒着手指算，当时合心社有37户270人，仅剩下不倒100人。当时皇木公社有1000多户近6000人，有孤儿378人。”
“死人的事不断发生。开始的时候谁家死了人，还能听见家人失声痛哭。渐渐地，大白天死了人，草席一卷，找两个人轻飘飘抬出去，软埋了事。不见家人嚎啕，一脸麻木。好像死去一个人，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是一阵风，一股烟，升天了。”
平实的文字记载的都是当事人的血泪，这些50多年前的人间惨剧，今天读来仍然头皮发麻，触目惊心。
估计今天的青年已经不大清楚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大饥荒了，毕竟这是和平年代，而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国民，大概既是前无古人，估计也将是后无来者的创举。这创举又是怎么来的？
简单说吧。滥觞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接下来，人民公社推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造成农业生产管理松弛，粮食产量下降。人民公社重要表现形式的公共食堂只得先吃干后吃稀，到后来终于难以为续，大面积的饥荒便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此前相当长时间里，这段痛苦的记忆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推给了沉默的苍天。现在的人爱说人在做天在看，可苍天即便看到了，又有什么卵用？何况有时候它还得替人背黑锅呢。
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河北等地农村时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但究其实质，人民公社事实上是把这个国家改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营，它需要的不是个性、思想、独立，而是集体、服从、温顺，如同工蜂和工蚁。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时，高层对此也有一定的反思。比如刘少奇就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
但刘的反思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他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而一向对毛十分恭顺的刘难能可贵地说了一句著名的话顶撞毛：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这不是一篇文章，这只能算一篇读书笔记。信手写来，到哪里是哪里。在此，我要感谢编印此书的汉源县有关人士，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保留了这段惨痛而又必须牢记的历史。白纸黑字，足以告慰去者，昭示来人。
那篇构思中的以汉源为局部，进而透视那个大悲剧时代的长文，我想，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只为了那段不能忘却、但某些人却希望我们集体失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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