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以下这篇报导，心情十分沉重，刚刚发生在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的灭门惨剧，震惊世人！也让当地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迫于全国舆论的拷问，当地政府迅速站出来，急着撇清与这起灭门惨剧毫无关系。从整篇报导可以看出，当地政府不想承担灭门惨剧的任何责任。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所有惨剧悲剧跟政府都没有关系。雷洋是嫖娼死的，杨改兰一家灭门是自我毁灭，讨薪跳楼是违法行为，银川的马永平焚烧公交是人格分裂，上访维权都是刁民都是精神病……这些都跟政府没有丝毫关系！造成这些社会不公究竟是谁的责任？没有人能够坦然回答。
杨改兰一家6口人究竟算自杀还是自相残杀？究竟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富足遭难？究竟是政府突然取消了这家人的低保还是这家人不配享受政府救济？杨改兰一家8口人挤住在58年前的危房里，是真嫌政府补助资金少还是自己拿不出钱来整修？杨改兰一家6口人的灭门惨剧，跟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杨改兰无端行凶作恶，亲手拿斧头砍死了自己的4个子女，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年轻母亲如此疯狂如此残暴？是家庭原因还是社会原因还是个人健康的原因？康乐县公安局、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应该拿出有说服力有可信度的事实和证据，不要轻易草率的对这起恶性事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
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
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着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抗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
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
那件色彩艳丽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为了永远也不会再见阳光的希望。（引自格隆《盛世的蝼蚁》）
如果说杨改兰和4个子女的死，当地政府没有责任，但杨改兰丈夫李某英的自杀，当地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灭门惨剧发生在之后，当地政府做了什么？是否对丧失所有至亲的李某英提供了应有的帮助和心理干预？如果这样的灭门惨剧发生在任何一个尚有良知的社会，各类公益组织都会在第一时间出动，对这个不幸家庭的幸存者提供陪护安抚等关怀服务，帮助幸存者恢覆信心使其从绝望崩溃中渐渐走出来，如果有关方面做了这些关怀工作，相信李某英不会在几天后又选择自杀！
当地政府急着撇清关系，是不想面对舆论的拷问和压力。在当地政府看来，杨改兰一家在这个盛世己经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全年的收入精确到了个位数36585.76元，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226.5元，高于中国农村人均收入2300元的低保标准，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有没有可信度？当地政府和当地村民又是凭什么取消了这个家庭的低保？
在当地政府的调查结论中，杨改兰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根本不值得同情和怜悯，舆论不应该把矛头指向政府，也不应该拿低保和贫困来做文章，康乐的精准扶贫可是全国的典型，不能因为一桩灭门惨剧来抹黑政府政绩抹黑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哦，看看新闻报导所言：“4个孩子死亡入葬时，新衣服全部作为陪葬品被下葬。”4个孩子都有新衣服，是杨改兰奶奶不让孩子们平时在家中穿杨改兰夫妇购买的新衣服，把责任又推给了杨改兰活着的老奶奶。也就是说，场改兰一家6口人死在盛世，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出于什么动机，都跟政府毫无关系，都是这个家庭的耻辱！
如今，这个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杨改兰父亲和杨改兰年迈的奶奶，这两个孤苦伶仃的母子，将来靠谁来关怀？他们在世的日子，还有什么盼望？每一天又将如何度过？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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