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在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中，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离开作为象征，宣告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大概只有少数杭州人知道：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序幕。除了北京、上海这些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外，中方特意安排了尼克松在杭州停留一天。
2016年，当年尼克松乘坐过的红旗汽车亮相杭州萧山机场，迎接9月在杭州的G20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作为东道主举办G20会议，也是杭州首次承办如此级别的峰会。
杭州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象征意义令人玩味。从1949到重返国际舞台，到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决策者，这座城市所勾起的联系，都象征着中国政府的外交胜利。
然而，“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在一次次的外交会议中，不过是一个空旷的舞台，承载着上演时代剧目的人们。
空城杭州与国家的面子
在舞台幕后，国家层面的历史叙述之外，值得注意政府如何治理杭州社会，为这次会议做准备。这些准备值得被记录下来，而其意义并不亚于G20峰会本身──非常事件突出展现了政府权力在中国社会中如何运作、民众和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展开。
早几个月前，杭州主城区的街道就开始整顿，两边的房屋重新粉饰，路面全部施工都在9月前停止；杭州周边工厂停工以预防污染，为G20创造蓝天；浙江省内的快递早在8月以来就被严格控制，给杭州的电子商务和快递业造成严重影响与限制；事业单位于9月初放假，各大高校推迟开学；G20期间，杭州市民在浙江省内旅游景点免费或打折，远至安徽黄山和贵州的部分景区也有相应折扣。
在杭州，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被遣返，出租房空置；会议封锁区附近的小型店铺全部关门，只形式性发放少量补偿。这一切都以G20峰会安保为由，要求市民无条件执行。政府虽然没有强制所有市民离开，但用尽各种手段使作为东道主的杭州人不要待在这里。9月初的杭州仿佛一座空城。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这些遣返和限制，并没有明文规定或依法可循，但人们在遭遇暴力机关的要求时，只有顺从。
这一切的面子工程究竟为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是为了取悦领导？是为了体现杭州的美好？还是害怕人们的骚乱？杭州市民们猜不透。这些行政手段，体现了威权政府的国家主义──维护国家颜面而牺牲社会利益以及公民的私人权利。许多弱势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无人去保护，只能为了一场盛会的表演，被迫牺牲。更有来自新疆和西藏的人，由于他们的出身而被严格管控，他们开的餐厅被关门。
G20开幕前后，杭州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警察。火车站，公交车和大型公共场所的安保极为严格。大量装甲车出现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一片草木皆兵之势，如临大敌。这一切仿佛使杭州来到戒严时期。谁又能把这样的情形，和满大街的标语“杭州欢迎你”，以及那些温柔优美的杭州宣传片联系在一起？在西湖景区附近的居民，在家不能用明火煮食，公安局统一按身份证配送三餐，而外面却是荷枪实弹的警察，遥远地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专制相呼应。
在一个思维本位不在社会的国家，此番作为似乎情理之中。然而，杭州的社会却则出人意料地不介意牺牲，反而看似一片欢乐景象。
封锁的西湖，狂欢的杭州人
G20对绝大多数杭州人而言，就是一场“杭儿风”。这是杭州话的一句俗语，指在杭州刮起的潮流，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事件。如某一家新开的餐厅好吃，流行开来，大家跟风去吃，便是典型的“杭儿风”。这个词早已存在，而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广泛使用之后就愈演愈烈，象征着一场又一场的集体狂欢。
最近的一场“杭儿风”狂欢，源自西湖8月20日到9月1日部分封闭，和9月1日至7日的全面封锁。杭州市民们趁封锁前，感受没有机动车的西湖周边，在马路上”凹造型”并拍照留念，疯传微信朋友圈。
另外一件“杭儿风”则是大量警察出现在主要街口站岗。其阵势不禁让我联想起电影中民国时期的租界。但杭州人并没有在意这点。很多“颜值高”（长相英俊）的年轻男警察被拍，女巡警也被媒体大肆报导。人们把照片传到微信上，疯狂转发并持续关注。大家在朋友圈里愉快地消费着G20的种种周边。而在这欢乐之中，却可看到一种恐怖。
这些充满活力的市民活动，掩盖了许多人的不满。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那些外来务工人员、那些小摊贩的损失，也在欢声笑语中被漠视。微信上、公共场域里，人们看不到不满，只有众人跟风拍照；没有批评政府的声音，只有抒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歌功颂德和哀声载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哪种声音更为真实和响亮，都难以辨认。由于公共平台中言论不能自由表达，社会也难以接受多样看法的共存。反感G20者斥其为一场面子工程，于民无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切都于己相关而愿意奉献。前者斥责后者虚伪盲目爱国，后者则批评前者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社会的丰富在舆论中并没有被包容，而是极力抗衡并强调己方的观点正确而彼者错误。各式各样的意见都在断裂，彼此排斥，难以和平共处。
多样的社会声音在公共场域中被选择性表达或漠视的同时，政府在G20的作为也极具戏剧性。党组织在杭州全市范围内组织党员去填充那些封锁的区域，比如让他们去逛西湖，去准备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不让杭州看起来空荡。党员被训练成演员。
这样一来，封锁西湖的安保因素倒是其次，重点在于把设计好的中国展示给世界，把中国社会藏起来。西湖倒是在这一刻，应了鲁迅1925年写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话：它“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这些做法一经揭示，便看似闹剧。无论它多荒诞，却是许多杭州人的亲身体会。但又有多少人会觉得这理所当然，又有多少人觉得这是悲哀呢？G20的召开，对许多受影响的人无疑是个悲剧，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或许是一出不意外的喜剧。那些无价值的面子工程，已经为许多人所习惯，不愿把它撕破──因为他们也沉醉在这些虚荣里面，不以为这是假象。
社会消失，雷峰塔重建
G20带来的虚荣，源自“中国崛起论”于新世纪初在西方发酵。08年奥运会及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从提出“中国梦”，到G20在中国召开，一系列的时代进程似乎都印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调。从冷战时的对立，到冷战后的参与、顺从，到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姿态，我们看到国家以及国家掌握的资本的威力。这头被西方帝国主义敲醒的“东方雄狮”经历了“百年耻辱”，而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会以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落幕吗？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全盘西化”一路走来，今天的“北京模式”，以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之维稳至上的政治目标，被用来与民主政体相提并论。国家所取得的国际地位和成就，充斥着公共话语，也充斥在人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之中，各式的词汇纷繁复杂，无需赘述。但这段历史叙事中，中国的社会消失了。
不从国家的角度，也不从经济的角度看到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G20峰会给不了人们答案。我们从杭州准备G20的种种情形就可见一斑：这场“盛会”背后，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它的语言，依附于国家。
国家的盛世以压制着社会为代价，仿佛西湖边上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的一座古塔，1924年倒塌。鲁迅在1924和25年连写两篇杂文，评论这一事件。第一篇讲述雷峰塔倒掉的象征意义：强权的压迫（雷峰塔压迫白娘子的爱情）终有一日要倒掉的，自由美好的白娘子将得到解放。
而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说，很多人觉得“西湖十景”中少了一景，不够圆满了。他批评说，中国人都有“十景病”──好面子，好大喜功。
杭州市政府在1999年重建雷峰塔，要是鲁迅知道，一定会觉得不出意料之外。因为塔的倒塌不代表旧思想消亡，更不代表压迫结束。人们只想有更好的塔去代替，为了补全“西湖十景”的虚荣。
如今的中国社会，仿佛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更有甚者，社会接受这样的囚禁，并不以此为不幸，在盛世中，自己都忘却了那些无处诉说，被迫付出的代价。
果然，雷峰塔在倒塌78年后重建，西湖十景又圆满了，并在老十景之上创制了新十景。“十景病”在如今经济繁荣的时代更为猖獗，依然是好大喜功和追逐表面的繁华。G20也是如此。
为了迎接G20的到来，西湖风景区在夜晚采用了全新的照明设备。雷峰塔的灯光映照着盛世的昌明。但只有国家层面的中国，在聚光灯下被表现、被评判、被称赞。而这个国家之下由每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并没有得到关注。当G20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杭州这座城市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听起来更像是嘲讽。如果天堂真是如此，这天堂也是被锁起来的，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去。而为了这天堂，人间却只能承受。
G20在杭州的悲哀在于：盛世的代价被遗忘。雷峰塔倒了一次，又建了起来，建得比过去更大更辉煌。仿佛过去的破烂是一种耻辱，雪耻的方式是更强大的塔。只是没人清楚，为何还有建立的必要，为何继续压着白娘子？“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徐大山，生于杭州，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
──转自《端传媒》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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