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9月03日讯】【热点互动】（1508）北大博士揭中共基层乱象：没救了！？
北大博士冯军旗关于中共河南县级官场乱象的调查报告日前被大陆媒体及网络翻炒。报告列举中共县级官场家族化等14大乱象。此前中共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已被广泛披露。而去年10月中共官煤《北京青年报》头版“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更耐人寻味。中共党组织为何物？究竟溃烂到什么样的程度？黑社会化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解散党组织，从基层做起，是否已经水到渠成？
主持人：观众朋友，关注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关于中共河南县级官场乱象的调查报告，近日，在中共官方媒体以及网路翻炒，而该报告也揭露了中共县级官场家庭化的14大乱象。
此前，中共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也被广泛报导，而就在一年前、去年10月份，中共官方媒体《北京青年报》头版头条所报导的“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该解散”，十分耐人寻味。中共党组织究竟是何物？溃烂到了什么程度？解散党组织从基层开始究竟是否水到渠成？围绕相关话题，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展开讨论。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请大家观看新闻短片。
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2008年，曾到河南新野县担任县长助理等职务，经过2年深入调查，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论文，曝光中共县级官场14大乱象。
包括：1、党员身份是基础；2、吃喝是重要工作；3、文凭靠党校批发；4、普遍有不正当两性关系；5、窜改年龄是惯例；6、选拔只看上级；7、一把手不得悖逆；8、层层官员向上送礼；9、反腐也看领导示意；10、官员身份能世袭；11、县党委书记一官独大；12、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13、掌管财权提升快；14、官员摆官威，绝不混同百姓。
冯军旗调查发现，小小的新野县，有21个“政治大家族”，一个家族内就产生了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官员；而一家有2到5名官员的“政治小家族”高达140个。
保守估计，当地官场至少四成版图被“家族政治”占据。
而类似的学术研究发现，在中共官场，家族政治从上到下极其普遍，危害深重。
冯军旗的论文2011年发布。虽然2012年以后，北京已展开反腐，2015年查办了4,568名县处级以上官员，不过，当近期文章再度热传时，外界对中共官场的疑虑并没有消除。
主持人：北大的博士通过报告形式揭露了中共基层官场的乱象，是否没救了？围绕着相关话题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展开讨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见解或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蓝述先生，二位好。我首先请教夏明教授，今天我们谈到中共基层，它是由基层党组织构成的，究竟中共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是何物？究竟有什么特征？又是怎样控制中国社会的？
夏明：中共作为党国，它的控制自上而下，主要的功能都在基层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共建党是从军队开始夺权，所以它的党队要建在连部，同样把这一套延至农村，农村现在建设到村镇，在城市也建设到了社区。基层党组织是共产党最重要的功能单位，也是最重要的触角，它具有上传下达和控制等功能。
共产党的政策基本上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是由上面在说，而坏事是由下面来做，基层跟中央其实就形成这种合作关系。
主持人：蓝述，不知道您对同样问题有什么补充没有？通过这位北大博士的报告，他揭露了很多的乱象，究竟溃烂到了什么程度？您有什么观察？
蓝述：我觉得夏明教授刚才讲得很对。中共从1927年的“秋收暴动”，当时剩下残兵败将不到一千人，然后向井冈山转移，在路上做了“三湾改编”历史性的举动，在连一级建立党支部，营以上就有党委；以后扩展到地方上，街道也有党支部，车间也有党支部，大队也有党支部，公社有党委。这就是从军事到民间的转移，通过这种形式从上到下形成一张网，把整个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控制起来，就有点像一个邪灵一样依附在中华民族的身体之上。
马克思当年讲“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到最后它真正控制中国社会，手段就是从上到下、网状的、深入基层的、每一层面的控制。一旦从基层开始腐败，像冯军旗的报告中讲的，一个县里，一千出头、不到一千一百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掌握在大小“政治家族”的就接近一半了。
另外，中科院还有一份调查报告，45%还多一点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已经黑社会化。你想一想，45%以上的党组织黑社会化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有一半是被黑社会给控制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黑社会是干什么的？吸毒、贩毒、搞娼妓等这些事情。为什么黄、赌、毒在中国社会屡禁不绝？就是因为整个中共的基层组织彻底乱了，基层组织的这些党组织实际上就是黑社会，它就干这个事。中国黑社会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基层的党组织在给黑社会撑腰。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篇报告其实在7、8年前就已经成文，但是真正登载出来大概是在4、5年前，而最近又在网上翻炒，可见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溃烂引起大家普遍讨论。对于他揭示的14大乱象，您觉得怵目惊心吗？您还有什么观察？
夏明：这是一个过去二十多年就一直在恶化的痼疾，溃烂是从1992年中国的税务改革。当时中央跟地方分税以后，中央拿了大头，地方上就没有什么税种了，地方的县级财政尤其是国营企业，基本上开始崩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中央的财政所谓“风风光光”，省级财政还“勉勉强强”，到了县级财政就开始“哭爹叫娘”，乡镇财政基本上就是“吃光用光”，没有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1992年开始，基层政治一直出现县级不断卡压乡镇。因为中央拿了大头，中央的钱会有财政转移给省，但是县里很多地方拿不到这笔钱，省不把财政转移给县，所以形成县跟乡镇争财政。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共的各种功能在不断扩展，各种政治任务、控制功能、维稳功能等，出现所谓“上有千条线，下有一个眼”，所有的千头万绪都穿到了下级尤其是乡镇的这个针眼上去，而乡级这个针眼又没有钱。怎么办呢？一方面是山高皇帝远，另一方面中央和省级故意给他们一些灵活的政策，或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去瞎搞，结果所谓的“能人”就来从政。“能人从政”其实就是很多黑社会的人在从政，黑社会政治、家族政治成为中国基层过去二十多年的主要特征。
这一点，从当时陈桂棣和吴春桃写的《中国农民调查 》、曹锦清写的《黄河边的中国》还有其它的各种报导就已经反映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现象。
主持人：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圣荷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圣荷西李先生：你好，我很高兴今天能跟你们谈论关于这个事情。至于这个北大博士揭不揭都一样的，中国现象就跟封建制一模一样，哪也不差。你如果看清朝政府……。
主持人：可能断线了，我们再接听下一位纽约钱先生的电话。钱先生您好。
纽约钱先生：您好。我认为现在中共全党都在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这样的，要是在民主国家，老百姓哪里会选这个共产党？还在这执政！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选举票，所以没办法！共产党贪得这么厉害，世界上人家都笑死了，这个共产党怎么这么坏，全部杀光了还是在执政。哪有这种党？没有这种党！只有在中共独裁统治才有。所以我说这个话。谢谢你们。
主持人：蓝述，我不知道您对观众朋友刚才的发言如何评述和回应？
蓝述：刚才几位观众朋友讲的就是中共贪啊！还有夏明教授讲的，也都是从经济层面讲的。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面，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仰的崩溃。整个共产主义信仰在全球全面崩溃，中共也不例外。信仰的崩溃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内心没有要坚持的原则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全党为什么向钱看？主要因为精神上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追求。西方社会即使像美国，在立国之前它也不是民主社会，对人心的约束和道德的支持主要都是通过从文化角度上来讲，从宗教层面来的，以前的中国社会也是一样。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共把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信仰彻底破坏了，然后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破产了，整个中国社会最后就变成了没有信仰的社会，大家眼里就只有钱了。这是比从经济上、税收上或者从反腐等方面去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可能要经过很多代的努力才能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想请教您，刚刚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断线了，我估计他似乎的观点是说中共虽然腐败，但是好像过去的历史上都有腐败比如满清。中共现在腐败、溃烂的程度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夏明：在传统中国我们知道的国家政权就是皇权，一般不会渗透到县以下，县以下的乡里是实现绅士自治功能。也就是说，乡绅们成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精英和人才在地方一级还有很多的基奠，他们承担了地方自治，包括办教育、办慈善等各种功能，成为地方道德的主要维护者，也就是所谓的“卫道士”。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一个情况，整个基层尤其县以下，资源空化，无论从知识分子层面或是重大的社会精英，基本上都不会在县或者县以下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基层的政治精英尤其在县乡一级，跟传统中国比要差得多。也就像刚才蓝述讲的，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丧失、道德的崩溃以及基本素质的恶化。
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乡绅们对家族、乡里是有责任的，往往乡里都是几个大姓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有某种担当。今天中国的“家族政治”对整个乡里没有担当，完全变成自己的小家族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就会变得更猖獗。
另一方面，现在镇压的工具非常发达，县委书记基本上可以调动武警。十几年前，我在中国采访，当时有基层人员告诉我，一个县委书记可以随便带几百个武警到村子里，打死一个人、二个人的事情非常常见，老百姓没办法发声。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他就建立起朋党政治，北京山高皇帝远，而且它也要依靠县委和下面的基层干部做很多坏事，因此也给他们很多自由裁量权。
所以中国地方的老百姓尽管过去二十多年、三十年，中共搞所谓的“地方的村民自治”或者“地方选举”，结果我们看到30年的实践完全流于形式，完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的书记，所谓的双肩挑干部，是由一人来兼任，党把村民自治完全给替代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对老百姓就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的责任，所以跑官、卖官、贪污腐化就变成非常的猖獗。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说明为什么中共的基层政权会如此混乱。
主持人：中国基层的败象和混乱，可以说中共的官方媒体都对此有所承认。而且在去年、一年前的时候，官媒《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有这样的题目：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该解散。蓝述，对当时官媒发出的头条，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解读？这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蓝述：多数党员腐败变质的党组织应该解散，那就是中共嘛！中共它是多数党员都已经是腐败变质了，这基本上是中国社会全民共识，你就是贪官污吏，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这一条。既然普遍的党员都存在腐败变质就应该解散，那就是中共应该解散，这实际上官媒它自己就非常委婉把话说出来。
其实整个中国社会现在它目前所面临的，民间大家在餐桌上讲的，或者说比较直率的讲、比较委婉的讲，也就是“去共化”。去共化的问题，稍微有良心一点的人都非常明白，去共化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和精神层面回升必不可少的步骤，包括贪官污吏也不在乎去谈这个问题。
因为贪官污吏本身对中共的体制也没有任何的尊重，他之所以贪那么多的钱，就是中共腐败完蛋了以后，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基本上基层组织彻底腐化以后，已经让整个中国全社会认识到了去共化的急迫性。
主持人：好的，我们再接观众朋友的电话，加州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加州丁先生：这个基层乱象，是他们人人都想当大官，当不了大官就要当大富翁，就开始贪财了，就制造真正的底层乱象。如果在胡温时代以及四人帮时代，共匪是没救了，北大教授他也就失踪了，也没救了，被它们灭口了，所以北大教授现在揭开这个正是时候，很幸运的。谢谢！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在中共极权社会出现地方政权腐败、溃烂的乱象，同样的事情在西方社会有没有可能出现？如何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
夏明：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中共是自上而下的极权体系、全权控制，造成地方上的老百姓只对上负责，看着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如果上级一手遮天，下面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西方国家有几点跟中国不一样，第一，西方是多元社会，权力中心是多元的，除政治中心以外有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宗教中心，即使国家政权作为政治中心，往往会受到其它多元权力中心的牵制。
第二，即使在政治权力中心，内部也有分权，横向的至少有三权分立，同时还有官僚，在三权之外还有独立的运作；纵向还有中央跟地方的分权，像美国，非常明显的就是联邦制。
即使许多欧洲国家没有实行联邦主义；德国是联邦国家，但是英国、法国有非常广泛的权力下放，现在英国随着苏格兰或威尔斯等地区的权力愈来愈增加，愈来愈走向一种联邦的方向。
因为有纵向和横向的权力机制，所以地方政权不可能不受到监控，不可能如此腐败。另外，再加上最根本的，地方所有的政权都给老百姓来选举的，其实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利最佳的机会就在地方，因为老百姓对地方所有的事务尤其是教育、卫生、公共秩序还有地方的征税、房产税、交通、道路等等，都是老百姓每天可以切身感觉到、体会到的，所以老百姓更可以善加监管地方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直接民主选举、直接的投票，往往使得地方政府不可能如此贪腐，同时对地方的老百姓真的有直接的负责，而不是对上负责，这样可以保证地方政府非常廉洁，不容易造成大的贪腐。还有一点很重要，往往还有其它如教育中心、宗教中心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还有新闻舆论监控，所有这些在中国地方政府都看不见的。
主持人：蓝述，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既然是如此的溃败，既然是都已经像您刚才所说的“黑社会化”，那么中共能否通过自身进行改变克服这一点？比如通过反腐的方式。换句话说，中共还有没有可以自救的方式？
蓝述：我觉得反腐的方式可能解决一些表面或暂时性问题，解决不了中共长久存在的问题。因为实际上中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价值彻底破灭了，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方正统的文化，政治都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你看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手是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的；各级的官员做好事、做坏事都是在他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念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信仰，他信腐败、信钱就是做坏事。
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建立在敬天、信神的基础之上，皇帝以父事天、以母事地，天地之上还有道，这就是敬天、信神的来源，到了县一级的官员、父母官也是一样，上有天地，下有黎民百姓。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来源于知识分子，有敬天、信神的文化，知识分子才能产生士大夫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文化在中共体制之下产生不了。中共体制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的体系，产生不了敬天、信神、天人合一的文化。要回归传统文化。不论是西方或东方的正统文化，都是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共还有没有救？面对这样的乱象还有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夏明：我觉得基本上中共过去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尤其是中共的基层进行所谓的“地方创新”，北大的教授俞可平，他原来在中央编绎局搞了十几年的关于地方创新，后来黯然辞职，现在回到了北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从实践上反映出，中共已经没办法对自己的政权进行精神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共走进了死胡同，陷入面临胶着状态。也就是说，中共有没有可能接受民主化的最后的裁决？！
另外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国大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的成熟、经济的冲击还有大的环境，我觉得这些变化，才有可能逼迫中共最后接受政治现实──根本的民主化。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分析，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