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文章称：从严治党必须做到日常、经常化，而不是运动化，搞成一项突击任务。文章还强调，凡是运动式反腐就没有希望，只有见诸日常才能行稳致远。有观点认为中共纪委在8月1日中共党卫军纪念日前发表上述讲话或许意有所指，中国要避免运动式反腐离不开军队国家化，把中共控制的军队交给国家，这样才能根除执政党凌驾于国法之上的毒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式反腐的问题。
目前北京当局开展的反腐风暴完全是靠着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推动的，并不是依靠中国既有的法律和现有的司法机关正常推动的。说白了当前中国的反腐风暴最为依赖的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道德水平与毅力，这就是所谓的运动式反腐。在运动式反腐中，最高领导人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和态度是否坚决直接影响到反腐的范围、深度和效果，但依靠运动式反腐只能暂时缓解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更不能做到让执政者不敢腐。所以运动式反腐就没有希望，其最终结果都是“前腐后继”。
与运动式反腐截然相反的是制度式反腐，制度式反腐的前提是国家实行真正的宪法制，通过宪法彻底理清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实行军队国家化是理清这种关系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只能通过军队国家化的方式来彻底解决执政党凌驾于中国国家法律之上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式反腐，否则中国任何反腐行动都无法摆脱运动式反腐的模式。可见根除运动式反腐离不开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制度式反腐的根本保障。
中国法学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不自洽的宪法，始终无法理顺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宪法属于典型的字义型宪法，即宪法不能全然发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权利之作用，宪法完全缺乏规范力，成为各大利益集团博弈的装饰品。在各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大背景下，依靠最高权力者推动的反腐行动无疑将受到外界的质疑，很多人都认为反腐行动只是一场政治或权利斗争。由于大多数人都抱有类似的认识，所以这样的反腐不仅不会彻底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反而会加剧各大利益集团的博弈，博弈中会使得权力斗争更加惨烈性，社会更加的动荡。2015年6月爆发的中国股灾就是一场权利斗争引发的金融大动荡，它生动暴露了运动式反腐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要想彻底摆脱这种反腐困局，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反腐机制来促使执政者不想腐，不能腐和不敢腐。无数事实都说明一个完全操控了国家军队的执政党永远都不可能管理好、监督好自己，相反这样一个缺乏国家法律有效约束且操控了国家军队的执政党永远都是最腐败的政党。一旦这样的执政党被人渣败类所掌控，它便能毫无顾忌的对整个国家的民众作恶，且没有任何国家力量能有效约束它的疯狂行为，这样的疯狂行为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估量的。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文革十年、屠杀爱国学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强拆民宅、随意泄洪淹死民众、打死百姓算执法、贪腐淫乱成风等行为都是因中共独裁的问题而引发的。如果国家军队不听从中共的指挥而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事，中共还敢这样肆意妄为吗？所以与其让中共在口号上“从严治党”，不如让军队摆脱中共控制实现军队国家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前中国反腐面临最大、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无疑是江泽民的问题，江泽民曾担任过中共党魁，培植过众多党羽，北京当局处理它可能会遭致中共党内的重重阻力，但无论阻力多大，北京当局都要顶住压力法办江泽民，并追究江泽民的贪腐渎职之罪，追究江泽民出卖中国140多万国土之罪，追究江泽民活体摘取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因为法办江泽民不仅关系到人类正义和回应国际社会诉求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北京当局每个人的自身安全。如果江泽民及其势力借机反扑，北京当局处境将十分堪忧。
对当前的反腐，北京当局已经深刻意识到它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任何一念之差都会遭致杀身大祸，要想彻底摆脱当前反腐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问题，有序实现军队国家化无疑是最科学、最明智、最安全的方式。把军队交给国家，把党国彻底分开，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反腐机制来促使任何后继执政者不想腐，不能腐和不敢腐，这样的依法治国才能使的中国强大，民族兴盛。否则失去无数基层民众支持的反腐行动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其实解体中共已成为国际社会上最普遍的呼声，也是国内民众最为普遍的民意，腐败透顶作恶多端的中共早已人心尽失，中共的解体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有理智、有抱负的执政者都会顺天应民，推动中共解体，让中国社会平稳过渡到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所以军队国家化是摆脱运动式反腐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文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每个支持军队国家化的中国人都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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