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01日讯】1958年到1962年，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导致各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至今被中共掩盖。近日，陆媒报导称，当时有5万被父母遗弃的婴幼儿被政府送到北方收养。
7月31日，陆媒报导称，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遇严重大饥荒，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江南地区的受灾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
于是，有人把孩子送到当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没饭吃了，1960年中央发文提到，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无库存。
断粮后，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记录。
最后，中共前总理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于是，被福利院收养的弃儿，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
自1960年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很快内蒙也满了，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车轮所到处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孩子的哭声。
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被统称为“江南弃儿”或“国家的孩子”。
弃儿漫漫寻亲路
弃儿们长大后，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呼吸不绝，纠缠一生。他们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与自己和解。而后半生，踏上了寻亲之路。
6岁时，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是养子这个对他来说最大的秘密。妈妈带他出门，别人问，这是你抱养的那个上海娃啊？妈妈回答，是啊。
13岁时，他在书里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体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沪一带，农户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记号。但在特殊年代，被人们当做了寻亲的标记。
但他对上海的一无所知，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对养父母的愧疚，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80年代，他结婚生子，没告诉妻子自己是弃儿，“怕她知道后出什么问题。”
1990年一个夏夜，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半夜惊醒，他生出要寻亲的念头，第二天，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生活在洛阳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的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
在小镇上谁家孩子是抱养的，大家都清楚。孩子们开玩笑，说他是抱养的，他就和人打架，经常打到鼻青脸肿。
90年代，各地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2000年后，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动了心思。但没有任何线索，不知目的地在何处，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南下了。弃儿们寻亲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
如今，当年的弃儿，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近20年来，数以万计的孤儿苦苦寻亲，他们参加寻亲会、网上发帖、DNA入库，甚至算卦，求签，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
李万成说：“我活这一生，找不到亲人，也是这样，永远缺这么一块儿。”
无锡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余浩称，仅1960年一年，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两千孩子。
余浩说，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从通运路到当时的福利院，只有两公里路，当年洒落哭声的路线，现在是苍郁的香樟大道。
由于被遗弃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够，只好借了国营工厂的厂房作为育婴室，工人则成了临时护理工。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他们就包上一个车厢，送往北方。
余浩说，当时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我给藏起来了”。
大饥荒是人祸
作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揭露，1958到1962年之间，由于中共人祸，有3,6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
书中说，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杨继绳说，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