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双规”河北“政法王”张越的意义，不容小看，它显示王岐山反腐利剑所向，不会停留在现有的阶段，虽然，江派的残余势力，以上海为大本营，因江泽民的苟延残喘而奋力抵抗，但做为曾庆红的嫡系和马仔，张越的最终落马，无疑地洞开了一扇透亮的大门：首先是曾庆红，然后是江泽民将岌岌可危，此举与既将开审的令计划案齐头并进，像玩跷跷板一样，王岐山在打击团派的离心力量后，不堪另几派的压力，故抓捕曾庆红似乎顺理成章，否则，“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各个派系政治力量的板块很难保持平衡。
其实，身处中南海高层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有一种危机感与紧迫感，深知江泽民“六四”以来，以放任官员腐败换取下级支持的恶果，它几乎使整个社会溃败而难以应对突发事件，但基于中共自身生存保权的考虑，在抛出曾、江的惊天大案前，必需小心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绝对掌控军队的把握有多大，因为它历来不是跨越党派的工具，在党内权斗中不可能保持中立，何况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培植的势力相当大；二是“依法治国”虽然是一种口号和理念，但毕竟不同于以前，一些必要的司法程序要走，一步一环都不能少，或者说，王岐山必须要做实证据，以抵御同僚，尤其是对立派的指责，因此，张越，马建，郭文贵等人的案子，就显得非常重要。
无疑地，江泽民时代，对中国的司法体系的破坏是空前的，不仅在周永康的主管下，公检法司都变成了利益交换的生意场，而且许多特殊岗位的国家公职人员，毫无顾忌地利用专政工具敛财，马建做为国安部副部长，成为张越以及曾庆红等人的耳目，而郭文贵则戏剧性地把“国家机密”变成“郭家机密”，通过资本运作和公开抢劫而不断扩大“盘古大观”的领地，进而绑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连以“反间谍”为重任的国安干警都卷入生意和金钱，可见江泽民的罪行有多么严重。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末，薄熙来通过贿赂原陈云秘书，时任国安部长许永跃，办理了有关本人的“文字案”，我在多年与国安特务打交道过程中，惊悉这个部门已堕落成内斗的工具，张越，马建等人的劣行应是前述罪恶的继续和延伸。
从前一段时间，张越抓了放，放了抓的曲折过程看，江、曾的残余势力反弹的相当厉害，很少有地方官像张越这样与曾庆红，以及许永跃等人关系密切，他不仅为曾的儿子输送经济暴利，而且与戴相龙的女婿车峰打得火热，并在海内外广布信息和情报眼线，他以多种身份频繁往来港澳与内地，围着郭文贵转，巧取豪夺了数以亿计的财富，赚得富可敌国，他误以为权力与金钱结合能抵御政坛的惊涛骇浪，但不料随着曾、江的势微而撞进“老王”的枪口，成为新一轮权斗的牺牲品。我不认为王岐山在上任前就有抓他的计划，一切都是时势使然，任何人要想平稳地掌控这个复杂，阴沉，利益多元而强烈碰撞的国家，都必得在历史的火车头拐弯时抛下一些杂物。
张越可能是王岐山抛下的一件东西，也是抓曾或江之前的热身壮举，问题不仅仅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接连落马，能吸引全世界与论的目光，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平衡党内的派系力量，凝聚民间的共识，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以人事更迭为标志的历程碑，假如，抓捕曾经不可一世的一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国会接着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祥细一些说，会如何处理“六四”，“法轮功”，言论自由，民主法制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要面对多党竞选的压力，他们将怎样做？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读过高智晟的新书，不清楚他得出明年中共政权垮台结论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共权力最高层的反腐升级撬开一个个裂缝，使官场不再铁板一块，社会上各种势力的不满情绪，可能汇聚海量而坍塌统治的堤坝，突破原先的预想而一泄千里，但依笔者之见，不会那么快，改变，改良，改革可能比崩溃，革命要早一些，中国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一步步地走，这大概就是王岐山利剑指向曾、江而一再踌躇不决的原因吧。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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