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大唐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体现在文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礼仪、建筑、自然科学、社会风俗等许多方面，迄今仍清晰可见。不妨先说一说大化改新。
645年，孝德天皇即位，他熟悉中国经史，对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十分了解，早有改革之志。即位后，他立舒明天皇的长子、深为了解隋唐制度和贞观之治的中大兄为皇太子，且让其辅政，并仿照唐朝官制，设左、右、内三大臣和国博士等职，同时重用改革派。在随后的半年中，很快实现了仿唐的如下改革：始立年号，六月十九日宣布建元大化；作户籍，校田亩，收兵器，严禁豪强兼并；申明官吏奉法必赏，违法必罚；广开言路；参照唐朝律令研究新制度。
大化改新及其后的仿唐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了《改新之诏》，史称“大化改新”。具体包括：
一、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
二、把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三、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为每段2束2把，庸为每人每年10日，调为每户交布1丈2尺。
四、改革丧葬制度，禁止皇室、贵族营造大型陵墓，殉葬品也有了严格规定。
在改革过程中，日本朝廷下令先后编撰了以年号为名称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的编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种，具体名称也几乎与唐相同，称为户令、田令、职员令等。
这一时期，日本模仿唐朝，也开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结束了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权威性史书的状况。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就是用汉字写成的。
“大化改新”使日本建立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国家，对日本以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654年，孝德天皇向大唐派遣遣唐使。655年，孝德天皇病逝，齐明天皇即位，中大兄掌握大权，661年称制。668年，中大兄即皇位，是为天智天皇，671年去世。天智天皇在位十年间，继续推行改革，并下令仿照唐朝，编成日本古代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以及日本最古的较为完备的《庚午年籍》。其后的天武至元明天皇（673年—723年）间，也继续推进仿唐的改革，制定了更多的律令，使日本汲取了中国最为先进的文明。
大唐礼仪之影响
遣唐使们带回日本的不仅包括物品，还有他们在唐朝参加、看到的仪式、典礼的印象和记载，而这些印象对日本仪式、典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735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将从唐带回的130卷唐朝《永徽礼》现给了朝廷。752年，他以遣唐使的名义出使大唐，又将《开元礼》带回。真备带回的唐礼使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的礼制，日本的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可以说，8世纪开始，日本的朝贺仪式、任命大臣的仪式、天皇即位仪式、节日庆典、外交礼仪、国忌仪式、祭祀孔子仪式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唐朝元素。
818年，天皇下诏令，令天下仪式、男女衣服、五位以上官员的位记都遵从唐法，诸宫殿院堂门的名称也改用唐式的。三年后，日本最早的一部敕撰的仪式书籍《内里式》成书，该书是当时唐朝仪式的集大成者。
●外交礼仪
在日本的远古时代，日本大王是不直接会见外国使臣并举行外交仪式的，至少到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还是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时日本的王还具有强烈的“神”的象征，不完全是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而且也不掌握外交上的主导权。
大概在隋朝时，日本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中国的宾礼也得以传入日本。日本接受宾礼最早的一个实例是608年迎接隋朝使节时举行的外交礼仪，其中包括上呈国书与信物、飨宴等，仪式模仿自隋炀帝编撰的《江都集札》，而唐朝《开元礼》中记载的宾礼也与其极其相似。当时的日本推古大王、诸王、大臣等都参加了仪式。
不过，日本对于“礼”的全面接受时间是在717年养老（日本年号）时期派遣遣唐使后，尤其在吉备真备带回唐朝的关于礼仪方面的书籍后。9世纪时，宾礼内的飨宴扩大到两次，分别为“赐宴”与“赐飨”，前一个天皇出席，后一个天皇不参加。
●国忌仪式
日本遣唐使、僧人圆仁是在838年来到唐朝的，他曾滞留在扬州的官方寺院开元寺，在其所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述了与佛教相关的典礼。
在开元寺时，圆仁曾亲眼目睹在此举行的国忌行香仪式，参加者包括节度使李德裕。“国忌”指的是皇帝、皇后的忌日，按照唐朝仪制，国忌日皇帝可以一天不上朝，并禁止饮酒、享乐。《唐律‧杂律上‧国忌作乐》：“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唐初，在国忌日祭祀先皇、皇后，还限于长安，限于皇族；719年后，扩大到全国各地，文武大臣都要参加。这样的扩展，明确了皇帝的权威是全国性的，而不仅限于都城。
圆仁目睹的仪式之一应该是开成三年（838年）在扬州开元寺举行的祭祀当时的唐文宗的父亲唐敬宗的。对此，圆仁有着详尽的描述。
另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于686年九月在天武天皇驾崩一周年后，新天皇下诏，令京师诸寺设斋。这是日本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国忌”的记载，而且其一开始就有着佛教性质。其后的奈良时代，日本均有国忌。按照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的国忌行香在天皇、皇后的七七忌、一周年忌举行，是在遣唐使传入日本后出现的，而且仪式中的礼佛、散花、行香、咒愿等仪式内容与唐代的国忌基本相同。
不过，由于日本天皇并未渗透到地方最底层，因此日本的国忌与唐朝不同的是，不是全国性的，只是在都城和周边地区进行。
●祈雨仪式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天帝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他也要管。因此，古代先民很早就有了祈雨仪式，即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帝祈求。殷墟卜辞中就有不少关于殷商时天帝主宰雨水的记载，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
西周、汉代，直至唐代，并延续到清代，皆有祈雨仪式。前面说到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此也有所记载。其中一次是在839年的扬州开元寺，由僧人祈雨，七人为一组读经，参与者有节度使李德裕。祈雨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雨，其后七天都一直都没有停止。不过，正史中关于唐朝祈雨的方式与圆仁记载的有所不同。其主要是在名山大川进行祈雨，仪式由朝廷直接派使者主持。据唐《开元令》所载，名山大川主要指的是五岳和四渎（长江、黄河、淮水、济水）。还有一种祈雨方法是“徙市闭坊门”。
此外，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师或全国大旱，朝廷不但举行祈雨活动，而且皇帝本人还要采取素服、减膳、独居、露坐听政等自罚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动苍天早日降雨。除了临时祈雨外，唐代还有固定时间的祈雨仪式，即每年夏季的第一个月，皇帝都要到圆丘祭祀上天。
而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祈雨活动的真正开端是在天武时期，仪式不仅包括向神社奉币，也包括在名山岳渎等地祈雨，这明显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到了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前期，祈雨中包含有更为明显的中国元素，一是体现在祥瑞灾异思想上，即天皇有德，天降祥瑞；天皇无德，天降灾异，是以祈雨成功是对天皇是否施行德政的检验。二是运用佛教方法祈雨。奈良后期，日本天皇还仿效唐代皇帝举行祭天仪式，亲自祈雨。
●祭祀孔子仪式
秦汉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就已传入日本，日本也很早有了祭祀孔子的仪式，称为“释奠仪式”，一般大学、国学在春秋两季举行。最初，祭祀仪式，礼仪并不完备，而且也不兴盛。在真备回国后，制定了释奠仪式的服饰、器物及仪式内容等，包括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天皇驾临，将孔子的称号改为唐朝通用的“文宣王”等等。
从日本各种仪式受大唐的影响看，日本唐化是从奈良后期至平安时代逐渐演变的，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显然，大唐对日本的影响远不止这个方面。@＃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