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5月30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大约50年前，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时，一句话让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立即放弃自己的名字。近日，有旅居海外的自由撰稿人发文称，毛泽东当时对宋彬彬说的话表明他根本不懂孔子和孔门典籍《论语》。另有学者指，毛泽东其实对《论语》背得很熟，只不过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孔子和《论语》，而是出于所谓政治斗争的需要发动了对孔孟思想的大批判。
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于1966年8月5日，被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批斗殴打致死。3天后，当时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脑人物的宋彬彬等人，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下，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戴上“红卫兵”三字袖章。毛询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说：“要武嘛。”此后，对毛崇拜万分的宋彬彬立即改名为“宋要武”。但她没有料想到的是，不久她自己就成为了更加激进的“红卫兵”的打击对象。于是在几个月后，宋要武又悄然更名为宋岩。
5月26日，自由撰稿人谢选骏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了《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一文，指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宋彬彬的名字，提出“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思想。
文章解释说，“彬彬”一词来源于孔门典籍《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中，“彬彬”二字表达的是文与质这两大要素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小至个人的品德修养，大至文化的兴盛与否，都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
从做人来讲，质朴（质）胜过了文饰（文），人就会变得粗野、粗俗，而文饰胜过了质朴，人就会变得虚浮、迂腐，只有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协调统一，才能成为君子。
从人类的整个文化史来看也同样要求“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说，“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向上的平衡”。
文章称，毛泽东读不懂孔门《论语》，结果只能把政治理解为“造反有理”，却不懂“天道有常”。《荀子•天论》中写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而毛泽东不懂这个“天道”，只片面地强调“要武、造反”，结果就是“自己沦为凶恶之徒”。
毛泽东真的完全不懂孔子和《论语》吗？从史料记载来看，毛泽东年轻时曾接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他对《论语》其实是背得很熟的，还经常在讲话中引用。1917年11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孔圣行三鞠躬礼。但次年8月他去到北京红楼工作，受到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后，才转而批孔。而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中国人销毁中华传统的文化典籍，并大肆开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的运动，完全是出于他政治夺权斗争的需要。
李零撰写的《丧家狗：我读》一文中，讨论了毛泽东为何越来越讨厌孔子的问题。
文章表示，文革中“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在那个年代，陶醉于政治狂热中的国人“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人们都变得“特爱捕风捉影”。就连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人们也能从鞋底的作用读出“介石过海”的政治寓意。虽然，知识分子那时候是政治打击的主要受害者，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揣着明白装糊涂”靠整人爬到了权力巅峰。
文章回顾说，在毛泽东的从政生涯中，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文革”前，毛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他反过来了，讨厌孔子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斗争的环境下，他爱讲斗争话，想听斗争话。
李零认为，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毛本人也曾经承认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
文章最后写道：“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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