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官方和民间各曝出了一条有关如何编写小学教材的消息。来自中共教育部的消息称，“从2016年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的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随之附上的还有这样一条着意强调的规定，即“上述学科…，仍沿用原出版社的教材，不得更换其他版本”。也就是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要求”，教育部最终的应对方案是，更换教材的名字，却不改教材的内容。
对于教材本身而言，名称与内容孰轻孰重，读者自有定夺。然而重要的是，对中国的青少年进行了多年洗脑教育的《思想品德》课本，真正令人感到差强人意的正是内容，而非名称。比如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思想品德》（第十册）中居然写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又比如，某省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一书中，也被添加了诬蔑法轮功的内容和照片。好像学习“品德”，就是为了攻击法轮功；上品德课不是为了学会爱，而是如何激发仇恨。当孩子学习这些内容时，脑海中就会逐渐形成“仇恨法轮功是一种正面的思想行为”的看法。可见，中国这类打着“品德”标签的教材不是在教孩子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任务。
除了“品德”课之外，语文这类人文学科也肩负着这样的政治任务。编造、歪曲事实的手法不变，填充其中的内容却改头换面为赞美中共杜撰的“假英雄”。由于这一举动一直在网路上遭到质疑、批判，因此如今的语文教材删减了不少这类虚假的“伟、光、正”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涉及历史人物如列宁、高尔基、白求恩，科学家如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自然和人文景观如非洲的风情、荷兰的牧场、威尼斯的小艇，世界名著如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英国作家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等”的小故事。
然而，舆论的谴责似乎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小学教材，除官方有动作之外，民间也有话要说。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指责“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严重西化”的文章，给教材出版者们扣上了“崇洋媚外”，“贬低中国人”的大帽子。面对这样的指责，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声明“涉及外国内容的有80余篇，约占15%”，意思是量很少，并且还表示“选取了大量歌颂和赞扬祖国优秀人物的文章，如反映革命传统的《狼牙山五壮士》、好学上进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
光看这最后提到的文章就不难发现，这话似乎又说回去了。看起来人教社还留恋着之前走的那条自以为“伟、光、正”的老路，还不愿放弃用杜撰“假英雄”故事的方式，来对孩子们灌输所谓的主流价值。这株风中摇曳的“墙头草”似乎始终不知道自己应该倒向那个方向。我们不禁感到纳闷儿，作为小学教材的出版方，人教社为何总不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2亿多少年、儿童的泱泱大国，为何总也整不明白小学生学习的教材？
事实上，要知道如何编写孩子的教材，并非是难于上青天的大课题，从现实生活中就能得到最佳的启示。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样两则真实的故事：一则发生在陕西长武县，说的是这里有一户人家培养出了3个清华大学生。记者赴当地走访时了解到，原来这家有一位爱读《史记》、《资治通鉴》以及《菜根谭》的爷爷，孩子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受到了耳濡目染的教育。从这几本或能让人读史明智，或能教人如何修身、处世的书籍来看，爷爷的言传身教必然对孙子的启蒙教育产生了不少正面的影响。
而这第二个故事则更为直接，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重庆的17岁高中学生被全球最难考的大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的消息。孩子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无比自豪的说，“从5岁开始，（孩子）背诵了中国古典经典《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及上百首经典古诗”；“学习《论语》对儿子的性情情操影响深远”，他性格中有“诚实、好学、尊师、积极、善良及对社会的责任感等”。可以说，这名高中生能被世界名校录取，得益于儒家经典对其完成的启蒙教育。
说到儒家经典，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又何止影响了这一个中国学生？贯穿其中的“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标准和要求，可谓是构建出了中国整个传统文明以及道德体系的根基。且不说历朝历代帝王将其视为统治国家的法则、教书育人的根本，就连现代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学这门“君子之学”的重要性。只看看跟咱们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日本，他们对礼仪的高度重视、对国民素质的高度敏感，就不难发现儒家之学在教育上所彰显出的巨大力量。
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道理已经摆在面前，人教社以及官方的教育部门真的还需要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吗？争议不断，或正因为中国人都已看到，重拾经典、恢复传统早已是大势所趋。他们的诉求不也正是如此吗？显然，顺天意、顺民心才是上上策。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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