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日前，习近平主持的深改组会议，使得5个中共政治局委员主政地方都成了“禁地”。中共关于高官亲属经商的“最严禁令”，能否化解“巴拿马文件”对中共统治构成的威胁，成为热议话题。
4月18日，中共中央深改小组第23次会议，将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纳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行列。使得继2015年2月深改小组第10次会议，上海首先启动这项工作试点之后的后继“重镇”。
4月21日，署名马浩亮的评论文章分析说，这5个省区市，恰恰是中共现今仅有的5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党委书记的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选择这五地开展试点，大有深意。
习近平多次强调治党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另外，在开展巡视全覆盖过程中，中纪委官员也曾明确表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党委书记，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内。作者分析说，选择在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5地开展试点，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诚意和决心。”
2015年5月，上海正式出台了有关细则，被认为不但设置了各项禁入门槛，同时，还扎紧了监督笼子；对违反规定的官员，或其相关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或本人辞职；对于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纠正的，给予其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直至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因此被解读为史上最严的约束中共官员配偶子女经商新规。
事实上，类似动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便有明确禁令。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声称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然而“禁令”的执行多半仰赖官员对亲属的自我约束，尤其是在高层领导中。最终，由于疏于管控执行，接连不断的禁令实际上如同废纸一张，“官倒”泛滥甚至成为导致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的诱因之一。与1980年代禁令相比，当时中共高层的通知为“禁止”，而本次上海经验使用的是“规范”，后者被认为可能更趋向于可操作性。
难以逾越的“巴拿马文件”
不过，时值“巴拿马文件”事件爆发，中共高层权贵卷入，中共官方不敢正面回应。广大网友对最新出台的“最严禁令”的效果持怀疑态度居多。
有网友质疑说，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有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的，为什么过了30年后又要重新试点，重新规范，明显是“巴拿马文件”出台后搞点假动作糊弄老百姓而已。老百姓希望看到公正和透明，希望文件上所涉及的人，至少哪怕像胡德华那样站出来向老百姓讲讲清楚。
另外，有海外媒体把2010年中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博文：《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翻出，对照现今中共政治生态。其中第10条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
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