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瓦文萨是波兰共产党的秘密线人，其实早已不是秘密。好多年前，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立前，我与王有才对筹备民主党全委会问题进行了好多个月的讨论和相当激烈的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波兰例子，以及瓦文萨的线人身份问题。
我的看法一贯认为，在共产党极权专制统治下，当局扼杀一切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扼杀一切反对派组织，由于这个情况，民主转型，不可能采取有组织有秩序的形式进行。所以，我从70年代初发起和投入民主运动，就认为未来中国的转型，将会采取以突发事件产生的革命形式进行。而且要经过二次或多次革命冲击，才能成功。1974年，我根据杭州和浙江民众反抗翁森鹤张永生等民兵指挥部的突发事件和武装冲突的经验，再次强调这个观点，后来在在南京市中心张贴的大字报，就曾经论述，未来中国会采取类似杭州及浙江那样的突发事件，来反对新官僚、反对特权官僚。1979年我写的一篇长文，则专门比较和论述了苏联东欧统治集团与中共统治集团的差别，认为苏联东欧也许还有一定的改良希望，但是在中国，统治集团愚昧无知，几乎没有这种改良的希望，中国要走向民主，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非常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很大。这篇文章在本人编辑的《学习通讯》第六期发表。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一再强调指控本人“以批判苏联为名，对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藉以进行反革命煽动。”“诬蔑我国社会制度，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煽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特权官僚专制’，”“扬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等”等。并以这些名义判刑十年。当时，1981、82年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写的《批判“四个坚持”》的长文附件中，再次强调，按“四个坚持”搞下去，十年之内，必然爆发波兰那样的大规模突发事件和规模巨大的冲突。以后的89民运，苏联东欧革命，都采取突发事件和以突发事件进行革命的形式进行，完全证明本人的预言。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进行有组织的转型，但问题是不可能，中共不允许任何真正的反对派组织存在，只扶植和允许他们的特线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以相当低级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不应该参与全委会这个第二正义党性质的特线组织。否则，不仅达不到我们的目的，相反，如果我们上当参与，去帮特线组织站台，就是帮共产党及其情报机构欺骗民主力量和一般民众，模糊人们的视线，到最后，变成参与坏事，无谓地伤害自己的力量和形象。
王有才当时希望参加进去，设法利用这个特线组织，聚集民主力量。并且以波兰为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则认为，波兰是一个特例，那是因为当时波兰共产党以为，控制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等等主要领导人是他们的线民，以为这些线民能够控制团结工会并且不会背叛他们，没料到事情出于他们的预料，最后他们无法控制团结工会，并且没料到他们安插在团结工会的线人，最后会背叛他们。
自从波兰事件以后，各国共产党吸取了教训，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利用团结工会那样的特线组织。
即使中共把国内“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等方针、策略和经验推广到海外，抢先策划、组织和发起海外民运组织，当这个组织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中共马上就怀疑这个组织的失控可能和领导人的背叛可能，马上就策划分裂这个组织，最后把海外民运搞得内斗不止、四分五裂。
所以，即使我们成功渗透进入特线组织，还没有等你聚集力量，中共马上就把你破坏了。
本人担任民联主席，并且参与过好几个组织，就是想聚集、积蓄、组织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实践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能。
中共不仅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派出大量特线力量渗透和控制反对派及其组织，而且比苏联东欧更厉害：
第一、他们派出的特线人数，比苏联东欧更多，苏东特线人数大约占反对派总人数的60%，根据中共领导泄露的消息，中国甚至达到反对派总人数的80%多。
第二，他们采用苏联东欧没有采用的“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方针和策略，渗透，控制，甚至抢先组建假反对派组织。
中共采用这些办法，使得目前的民运组织，绝大多数为中共严密控制。
上面这些手段，是中共扼杀真反对派，让真反对派无法形成组织力量的主要手段。
王有才也认识到瓦文萨是共产党的线人身份，以及中共使用的这些手段比苏东更厉害，但他仍然认为进入全委会这个特线组织，去聚集反对派力量，是可能的。但不到一年，他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力量，中共就派人警告他了。实践证明，他的乐观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徐水良 2016-3-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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